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县城还没有辅导班，每到寒暑假，除了学校布置的作业，我爸还会给我布置作业，通常是一天写一篇作文。我写过头三篇之后，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于是冥思苦想，东拼西凑，拿给老爸看时，他会说：“前面两篇还能看，后面就越来越差劲了。”他有时候去朋友家做客，回来后就对我说：“我今天看了××的作业，人家比你小两岁，能力却够你学两年的。”我自然很不服气，心里憋了一股劲儿，想扭转这种评价。三年级的时候，在全校作文竞赛中我拿了一等奖，这个消息我并没有给家人说，而是把得奖的那篇作文重新抄在作业本上，故意忘在我爸看得见的地方，然后背着书包上学去了。放学回来后，我发现作文后面被我爸批了四个字：一塌糊涂。
今天，我和朋友圈的人聊起各自小时候的故事时，他们会觉得我老爸很过分，因为他们从小到大在家听到的都是表扬和鼓励，很少被家长严厉地批评。在他们看来，我爸带给我的都是负能量。而他们不理解的是，我爸一直对我有太高的期许，爱深责切，才提出近乎苛刻的要求。我对他们说：“如果没有那些负能量，恐怕今天我就没有机会和你们坐在一起聊天。假如你们不是从小在北京长大，不是在人大附中、北京八中这些学校读书，而是像我一样，在小县城长大，在连一所实验室都没有的中学读书的话，没有负能量激发你，你就不可能走得出来。”
那些和我在同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时至今日仍有不甘心过一种庸碌的生活者，屡遭挫败仍对未来抱有极大信心者，颠沛流离仍对理想抱有热情与期望者，他们没有一个是在正能量的庇护下长大的；相反，他们都是在负能量的激发下长大的。
正能量的关怀适合坦途的赏花者，而负能量的刺激适合绝壁的攀登者。假如我想要正能量关怀下的成长模式，也许出生在美国会好一点。不过，如果投胎时有模式可选择，我很可能仍然会选择出生在中国，而且是普通家庭，和现在一样。这大概就像玩《实况足球》时总有人会选中国队一样——他偏偏喜欢努力模式。
我所在的高中学制平均四年，因为有很多人复读，有些人还复读了不止一年。复读班我们叫作高四。每当高四开学的第一天，班主任就会对大家说：“没有读过高四的高中，是不完整的高中；没有读过高四的人生，是有缺憾的人生。”我有一个同学，心气太高，非清华、北大不读，当年也黯然折戟，读了高四，其间不得不忍受周围各种负能量的声音：“一直都说他成绩好，结果别人都考上大学了也没见他考上。”“清华不是那么好考的，以为自己有点小聪明就敢报清华了？”他高四之后去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之后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想来早已不再把清华、北大太当一回事了，而老家的那些人，到今天仍然将清华、北大奉为一种传说。
每一个从负能量包围圈中成功脱逃的人，其间忍受的辛苦都是无法对外人言明的。而一个人每次对自我的极大突破，莫不是源自孤身从负能量的十面埋伏中杀出。这个过程对你胆气、心力的锻造，足以让你脱胎换骨。当然，你也可能就此沉沦、被征服。而万一绝处逢生，它给你带来的巨大快感能让你瞬间领悟成长的真谛。当你一个人干掉要吞噬你的整个负能量集团军时，那种成就感绝非正能量的鲜花、掌声、赞扬所能比拟。一场惊心动魄的逆袭要比毫无悬念的完杀精彩太多，也诱人太多。
许多人说：“不要和那些带给你负能量的人在一起。”但每当我回想起自己的成长经历时，我更多的是想到那些曾给我带来负能量的人。每一次负能量的冲击波袭来，在令我痛苦的同时也令我迅速成长。
正是那些负能量，让我从充满温情和爱意的童话笔触描绘下的世界里走出，从充满书生迂腐气的书斋里走出，独自面对这个庞大、冰冷而陌生的世界。但当我不得不忍痛从跌倒处爬起时，不得不运用自己的力量和意志去揭开真实世界的面纱时，我才慢慢发现，原来真实的世界并非初看时那样，在它庞大、冰冷和陌生的外表下，也潜藏着幽默、温馨和感动。
我因此知道，真实的世界和童话里的世界，未尝不是同一个世界；真实的世界和书斋里的世界，未尝不是同一个世界；而正能量与负能量，也未尝不是同一种能量。藏在幕后的上帝，就像双子座的孩子，有着双重性格。上帝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却未尝不是一个狡黠的胆小鬼，而那些负能量，正是用来检验勇者和凡夫的试金石。
每个人都希望永远和正能量为伍，但这个世界不能只有白天而没有黑夜。没有人能够永远活在正能量的庇护下，最好的成长就是直面负能量，并干掉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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