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第一次见他的名字是读一本手写的小说，小说写在一个很大的本子上，名字很怪，叫《绿毛水怪》，她是见朋友读得很专注才借来看的。看完之后，她的心里隐隐有了躁动，就像是心里的哪根弦被偶然拨动，她痴痴地想：这个人和我早晚会有点什么关系。
生发出这种想法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的脸有些发烫，其实他的小说文笔很稚嫩，可她还是看出来背后有股才气冲腾而出，那上面的每个字符晃得她眼睛有些眩晕。
1977年，她预料中的“有点什么关系”终于发生了。这年他们有了第一次见面，是在她供职的报社。见到他的第一面，她心里暗道：“他长得可一点都不帅哟！”可坐下来聊天时，她吃惊地发现25岁的他竟然如此率性，充满童真，话语里闪动着让人无法捉摸的灵动光辉，就像是一道光束，那么干净透亮。
正在聊着的当头，他突然问她：“你有朋友没有？”
她先是一愣，继而很认真地摇了摇头。
他接着问道：“你看我怎么样？”
这句单刀直入的话语让她不由得呆住了，工作了这么些年，身边不乏追求者，但从来还没有人这样直白地问过自己。望着他不算好看的黝黑面庞和一双孩子般纯洁无瑕的眼睛，她又无法说出拒绝的话来。
有了这次交往作为铺垫，他跟她就开始了通信和交往。
第一次收到他的信，打开看的刹那，她愣怔住了，因为这封称得上情书的信竟然是写在五线谱上的。也许是这份特别让她变得饶有兴致，于是细细地看了下去：“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到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
写在五线谱上的信她又收到了不少，每一封的感情都是那样炽热，似乎每个字都有了温度，烧灼得两个人的心都热腾腾的。但是她对于他始终不肯全盘接受，因为他长得确实不好看，让她心理上颇有障碍。有一天她开玩笑地说起了他的相貌，没想到他竟然颇不服气地说：“那我到动物园爬行馆去比一比。”也许是这句孩子气的对比他自知不妥，赶紧补说一句：“你也不太好看嘛，这样咱们不就扯平了。”
看着他说出孩子般率真的话语，她不觉哑然失笑。
也许正是这样的性格和喷涌而出的才气，最终征服了她。1980年1月21日，经过三年多的交往之后，他们终于在这一天携手走到了一起。这年他和她都是28岁，而他因为正读大学，学校规定学生不能结婚，所以他们没有拍结婚照，也没有举行婚礼，只是两家各请了一桌客人，就给了爱情一个相当温馨美好的归宿。
结婚后不久，她去了美国的匹兹堡大学读书。1984年，他也到了这所学校攻读。因为他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两个人的生活全靠她一个人的奖学金，日子自然过得紧紧巴巴的。他提出要去打工，但被她止住了，理由温软得令人陶醉：“那么一个智慧的头脑，我舍不得他去干粗活。”
日子就这么在惺惺相惜中一点点铺陈开来。四年之后，他们重新回到了相识的地方，在北京大学任教。虽然有了稳定的收入，可他们的日子依然过得简朴至极，在他们的心里，有对方相陪的日子，都是无比灿烂的。
1996年，她要远赴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不得不和他分开。在机场临别时，他没有说话，仅仅是走过去用力搂了一下她的肩膀，然后微笑着看她消失在登机口。坐在飞机上，她始终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作别。
在剑桥大学的日子里，有次收到他的邮件，话语显得格外忧伤：“最近特别显老，都不敢往镜子里面看呢！”她以为这同样是他的戏谑之语，40多岁的人了，怎么能不显老呢？扫了一眼旁边镜子里的自己，也同样显得老了许多。微微一笑后，她根本没有多想。
可灾祸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1997年4月11日，他因为心脏病突发而离开了。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一下子蒙了，她想起了他一直紫着的嘴唇，想起了临别时他搂着她的肩膀，想起了他说的显得老的话，原来这些都是预兆啊，只是粗心的她没有发现罢了。
把手头的工作简单做了料理，她就赶回去向他告别，无论如何她都要见他最后一面。
他就静静地躺在那里，却再也无法跟她说话了。她想起了他曾经多次说过的话：“我和你好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一点一点地尝它，看看里面有多少甜。”可现在，他永远无法再拿起汤匙舀这里面的甜了。
他叫王小波，当代文学史上特立独行的一位作家；她叫李银河，社会学界最灿烂的学者。从1977年相识，到1997年王小波离开，他们的爱情正好走过了20个春秋。20年相伴的日子里，他们饱尝了爱情的甜蜜，以至于后来李银河不止一次地说过：“作为他的妻子，我曾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失去了他，我现在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小波，你太残酷了，你潇洒地走了，把无尽的痛苦留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虽然后面的篇章再也看不到了，但是我还会反反复复地看这20年。这20年永远活在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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