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很独立。在从高中毕业到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的数年间，我去过52个国家，大部分时间都是独来独往。跟别的旅行者不同，我从来不向别人问路，而是一个人在各种地图和路标中苦苦钻研直到最终弄清方向。我的独立往往夹杂着自豪、勇气、固执、幸运。
然而，有一天，在泰国的潘安岛上，这一切都改变了。当时，我和未婚夫肖恩在海里游泳。突然他被一只箱形水母蜇伤，在三分钟内就死了，年仅25岁。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向我袭来。但是，当旁观者和其他游客主动提出帮助时，顽固的矜持、长期的习惯和极度的悲伤使我拒绝了。我甚至不知道怎么跟别人接触了，就好像我突然讲着一种世界上无人能懂的语言。我甚至拒绝了父母的反复请求，他们非常想过来帮我一把。
不管我怎么反对，仍然有两名以色列女子不肯离去，坚持留了下来。当卡车把肖恩的遗体从海滩运到医院时，她们徒步跟在后面。医院正式宣布肖恩死亡时，她们陪在我身边。医院要求我立即支付相关费用并准备火化时，她们向医院提出要求：应该给时间让我独自守在肖恩的遗体旁。当医院工作人员拿来一份泰语的文件要我签署时，我习惯性地抓起笔，她们拦住了我并坚持让对方先把文件翻译成英语。肖恩的死因被描述成了酒后溺水。事后我从一名专门研究箱形水母的科学家那里了解到，在当地水母造成的死亡常常被隐瞒，以免给旅游业带来影响。
随后，肖恩的遗体裹着白布被卡车运往附近的一座寺庙，那两名以色列女子与我一同前往。她们当时不过21岁，和我素昧平生。我们回到海边度假酒店时已是凌晨3点，8点钟我还得赶到当地的警察局。那两名以色列女子再次要求陪着我。她们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但她们坚持与我一道。听了她们的话，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放松，因为我不用一个人面对那些警察了。但我还是暗自决定如果早上没见到她们，就不去叫醒她们。早上我来到酒店大堂时，发现她们已经等在那儿了。在警察局的一间小屋里，由于语言障碍和其他原因，我花了八个小时才把事情经过陈述清楚。第一次向警察讲起事情的经过时，我忍不住哭了。警察很刁难人，怀疑我说的一切，并坚持说要有四名男性目击证人才能证明肖恩的死因。我根本做不到这一点。那两名以色列女子与那个警察交涉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做出让步，接受她们的签名为有效证据。
肖恩出事之前，我们一直在筹备着结婚、购房、怀孕等事情，转眼之间，这一切都消失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我难以置信，无法承受。整整一个星期，那两名以色列女子寸步不离地守着我，让我进食，劝我饮水，还紧张地要我仔细考虑每次给远在澳大利亚的肖恩父母打电话时应该说的话。这个悲剧原本与她们毫不相关，她们本来可以撒手不管，但是她们甚至没有告诉我，就悄悄改签了飞机票，改变了行程，只为不忍丢下我一人。
两名陌生人教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有时候，最不愿意求助的人往往是最需要帮助的人。我已经学会接受帮助，并向他人伸出援手。
(钟星摘自《环球时报》2011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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