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兵”，这是我小时候最害怕的两个字。我们全家人都在他们的盯视之下。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做事，连走路都轻轻的。父亲平时要被喊到离我们家五六华里的一个小村去做活，因为他没有资格在园艺场做工。父亲如果早一年回来，我上学的事肯定会化为泡影。
上学前，妈妈和外祖母一遍遍叮嘱我：千万要听话啊——听各种人的话，无论是谁都不要招惹啊。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这是我必须记住的，即在外面千万不能提到父亲。就这样，我心里装着一大堆禁忌，战战兢兢背上了书包。
可能因为我太沉默了吧，从第一天开始，学校里的人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我。我每时每刻都是拘谨的，尽管我总是想法遮掩它。我试着对同学和老师微笑，或者至少对他们说点什么才好——试了试，很难。
从学校出来，一个人踏上那条灌木丛中的小路时，我才重新变成了自己。
值得庆幸的是，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一个同学和老师知道我们家的详细情况，但我想校长可能知道，因为他的镜片后面有一双好奇的、诡秘的眼睛。我于是像躲避灾难一样躲避着他。
就在那些日子里，我发现了一个奥秘：校园里有一个人像我一样孤单。我敢肯定，这个人大概也像我一样，暗暗压着一个可怕的心事。这不仅是当时，以至于后来一生，我都会从人群中发现那些真正的孤单者。
她就是我们的音乐老师。她来这所学校已经一年多了，她与所有老师都不一样，我觉得她那温柔的眼睛抚慰着每一个同学，特别是投向我的时候，目光中竟然没有歧视也没有怜悯，而仅仅是一份温煦、一种滚烫烫的东西。
当时离学校十几里外有一处小煤矿，每到了秋末全班就要去山上捡煤，以供冬天取暖用。因为雨水可以把泥中的煤块冲洗出来，所以越是下雨就越要爬到山上。大家都穿了雨衣，可是“黑子”几个故意不穿，故意溅上满身满脸的黑泥，像恶鬼一样吆吆喝喝。我好不容易才捡到的煤块，一转眼就被他们偷走了。有一次“黑子”走过来，狞笑着看我一会儿，然后猛地喊了一句父亲的名字。雨水像鞭子一样抽打我的脸。我吐出了流进口中的雨水，攥紧了拳头。“黑子”跳到一边，接着往前一拱，把我撞倒在斜坡上。坡很陡，我全力攀住一块石头。这时几个人一齐踢旁边盛煤的篮子、踢我的手。我和辛辛苦苦捡到的煤块一起，顺着陡坡一直滚落下去。
我的头上、手上、全身上下都被尖尖的石棱割破撞伤，雨衣撕得稀烂。我满脸满身除了黑泥就是渗出的血，雨水又把血水涂开来……有几个同学吓坏了，他们一嚷，班主任老师也跑过来，他只听“黑子”几个说话，然后转脸向我怒吼。我什么也听不清，只任雨水抽打我的脸。
正在我发木的时候，有一只手扶住了我：音乐老师！她无声无响地把我揽到一边，蹲下，用手绢擦去我身上脸上的血迹，牵着我走开……
她领我直接去了场部医务室。我的伤口被药水洗过，又包扎起来。场医与她说了什么，我都没有听清。离收工还有一段时间，她领我去了宿舍。
我今生第一次来老师的住处：天啊，原来是如此整洁的一间小屋，我大概再也看不到比这更干净的地方了。一张小床、一个书架，还有一张不大的办公桌——我特别注意到桌旁有一架风琴；床上的被子叠得整齐极了，上面用白色的布罩罩住。屋里有阵阵香味儿：水瓶中插了一大束金黄色的花……
她要把我衣服上的泥浆洗掉、烘干，我只得在这儿耐心地等下去。天黑了，她打来饭让我一起吃。这是我一生中所能记起的最好的一餐饭。我的目光长时间落在了那一大束花上……我想起我们家东篱下也有一丛金黄色的菊花。
第二天上学，我折下最大最好的几枝，小心地藏在书包里。我比平时更早地来到了学校……她看到那一大束菊花，眼睛里立刻欢快地跳动了一下。
后来的日子我就像有了一个新的功课：把带着露珠的鲜花折下来，我用硬纸壳护住它们，这样装到书包里就不会弄坏。如果上课前没有找到老师，就得小心地藏好。我看到她急匆匆往办公室走去了——她如果在课间休息时回宿舍就好了，那时我就会把花儿交给她。我倚在门框上，咬着嘴唇等待。第一节课下了，她没有返回，我只好等第二节课。课间操时她终于回到了宿舍，可我又要被喊去做操。我知道，我的老师最喜欢的就是这一大蓬颤颤的、香气四溢的鲜花—— 比起我无尽的感激，这只是一份微薄的礼物。我一无所有，我只有一大束鲜花。
(聂勇摘自作家出版社《你在高原：鹿眼》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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