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众所周知，毛泽东是划时代的伟大人物，他不但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是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被称为“巨人中的巨人”。以下是励志人生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青年毛泽东成功之道，欢迎阅读!
青年毛泽东成功之道：
1：“熟悉国情，把握精准”
毛泽东家祖辈务农，自己从小参加农田劳动，13岁就几乎被当一个整劳力干活。20xx年的农村生活使他了解了农民的疾苦，熟悉了农村社会，培养了对农民深厚的感情，并决心站在劳苦大众一边，为广大农民谋利益。这为他日后研究中国问题，善于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须知中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中国的社会主要由农民组成。在这样的国家里，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解决农民问题。
诚如他后来指出的：所谓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所谓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
“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
中国革命说到底是解放农民。毛泽东的理论说到底也基本上是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宣传农民、解放农民的理论。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与研究加上他在家乡农村生活20xx年的特殊经历，使他对中国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有最真切的直感，这为他实现理论认识上的飞跃并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打下了坚实基础。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有利于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中国革命的特点。
2：“总结经验，集思广益”
毛泽东是一位睿智的哲学家。他善于总结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与创造。1964年8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一位团员问：“您所以这样伟大的秘密是什么?您力量的源泉是什么?请告诉我们，以便让我们多少学得一点。”
毛泽东回答，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虽然我们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但是单有马克思主义还不行。要从中国的特点和事实来研究中国问题。
他又说，力量的源泉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
一年之后，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会见刚从海外归来的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和夫人。接见时，李的秘书程思远作陪。在谈话中，毛泽东主动向程先生发问：“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程一时茫然。
毛缓缓道：“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每个战役后总要总结一次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的两次谈话道出了他一生的成功秘密：善于总结经验，集中群众智慧。
3：“笃志嗜学，垂老不倦”
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就立志要做大事，发誓要“翻天揭地、改造社会”。为此，他发奋读书，在学海中遨游，在书山上攀登，笃志嗜学，垂老不倦。
他曾说过：“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一日不读。”对中国传统的典籍文化、口碑流传的民俗文化、植根地方的湖湘文化、康梁变法的改良文化和西方赫胥黎的进化论等等，他都兼收并蓄。
但在中西文化两大系中，他更为熟悉中国先秦的儒、法、道、墨，以及程朱理学。其中尤为重视《二十四史》，这部书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明崇祯20xx年长达4020xx年历史，约4000万字，是一部史料极为丰富的历史巨著。毛泽东以顽强的毅力通读了这部巨著。有许多部分则反复阅读，看过5遍以上。
《资治通鉴》是毛泽东颇感兴趣、百读不厌的另一部历史巨著。全书从东周到五代十国，记录15个朝代的兴衰成败，贯穿1362年历史，总计294卷。
毛泽东一生阅读、圈点17遍，并多次向人推荐。毛泽东对读书的态度是读而不死，不做书的奴隶，而让书为其所用。
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能够驾驭和运用所学的知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地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和辩证地融汇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养料和思想土壤。
这就是毛泽东不同于常人的地方。丰富的历史知识为毛泽东实现远大的志向奠定了深厚的学问基础。
4：“酷爱运动，身强体健”
强健的体魄是担当大任的资本，为了实现远大的目标志向，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非常重视体格的锻炼，认为身体是“知识之载，道德之寓”。
毛泽东还曾于1920xx年撰写了《体育之研究》一篇长达7000字的论文，由杨昌济推荐，发表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该文详尽阐述了身体对于学问与事业的重要性。
他认为，一个有志向有抱负的人，就怕没有强健的身体。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有思想、有学问，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呢?所以毛泽东一直没有放松过对身体的锻炼。
他进行体育锻炼的第一种方法是冷水浴，此外还有风浴、雨浴、雪浴、太阳浴。但毛泽东一生最喜欢也十分擅长，并由童年保持到少年、青年、中年直到晚年的运动是游泳。
郭沫若说“毛主席是少年游池塘，青年游湘江，老年游长江”。体育锻炼使毛泽东身高1.83米的伟岸身躯更加强壮，精力、体力愈加过人。
毛泽东之所以能担当历史大任，做出惊天动地的伟业，除了他超群的才华、坚强的意志，还得益于他强健的体魄。强健的体魄是毛泽东的又一成功之道。
古人云：“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历史是一面镜子，毛泽东的五大成功之道，富含着丰富政治智慧。在当下，科学发展，促进和谐，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愿各级领导从中收到感召和启迪。
5：“与时俱进，独辟蹊径”
毛泽东有着出众的才华和极高的领悟力。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称毛泽东“资质俊秀”、“殊为难得”，是农家出的“异材”。
毛泽东的另一位老师黎锦熙在日记中写道：“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加上毛泽东“性不好束缚”“好独辟蹊径”，善于独立思考，不迷信、不盲从的独特性格，这就决定了毛泽东学马列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学得刻苦而不死板，读得认真而不教条，没有丝毫学理主义习气。
他与时俱进，学习和研究马列理论，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为马列而马列，而是为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并作出科学的理论概括。
斯大林说：“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没有做马克思主义的俘虏，而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从这个实质出发，向前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
毛泽东与列宁有着相同的基本品格。毛泽东的极高领悟力还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军事谋略与军事智慧上。
毛泽东从来没有进过军事院校，无师自通，用兵如神。他是不背枪的统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但他对笔杆子似乎情有独钟。
长征途中，贺子珍为他特制了一个备有多层口袋的可以装好多笔墨纸砚的挎包。他开玩笑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的四大家族。他的指挥艺术出神入化，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毛泽东的军事智慧也不是由一堆突发奇想的念头构成的，而是有了一整套的理论;他的雄才大略也丝毫不带有侥幸的色彩，而是基于他对敌我双方态势的全面、深刻的分析和洞见。
杨奎松：我看毛泽东的成功之道
我想毛泽东成功之道，简单地讲，还是那两个字：“务实”。过去为什么总是失败?其实也是同一个问题，就是许多时间缺乏这种务实的态度。因为有那么一个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在那里管着，有那么一个革命榜样在那里树着，结果只能一切从理论、从经验出发。如果说毛泽东对中共革命有什么重要的理论贡献，那就是由此而形成的他再三再四讲的那个“从实际出发”的观点，那个“实事求是”的观点。所谓“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从实际出发”的观点，都再清楚不过地反映了他的这种务实的态度。什么叫务实?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要利字当头，一切从实际利益出发。当然，这里讲的利，不是个人之利，而是中共之利，或叫革命之利。换言之，就是不能从本本出发，不能从俄国人的经验或需要出发，甚至不能简单地从国家或民族的所谓原则或情感出发，一切都要从中共的实际利益，要从革命的根本利益来考量。有利则做，不利则不做。对此，毛泽东称之为“革命的功利主义”。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得很清楚：共产党人“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可以说是毛泽东最不同于中共其他领导人，也是他所以能够把中共从弱到强引向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了。
从毛泽东的这一特性或认识问题的独特出发点来考察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后来中共所总结的所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经验创造，即“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就反映出早年毛泽东这方面的思想观念之灵活，显示出他不同于当时众多共产党人之处。很显然，其他许多按照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部署的暴动大都惨败，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盲目按照上级计划去攻打长沙，而是当机立断，把部队保存下来，拉上井冈山，创立根据地，正是他这种实事求是的功利主义思想使然。
同样的，在中共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极端危险的组织分裂。第一次发生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和反对六届四中全会的党的工会和群工负责干部之间矛盾全面爆发。但当时还是在有共产国际直接指导的时候，共产国际支持了中共中央，因此分裂者被开除出党。虽损失了大批地方工会和群众组织，因为整个的工作重心随后已转向了农村，对中共后来的发展并未产生特别重大的影响。第二次分裂则不同，因为它是发生在1935年夏秋，即是发生在红军长征期间。当时中共中央率领的第一方面军和张国焘指挥的第四方面军会师不久，两方面在南下还是北上等方针问题上发生争执。中共中央不仅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得不到支持，而且自身刚刚遭受了惨重的失败，它所指挥的一方面军人枪还不及四方面军的三分之一，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委曲求全，放弃它所坚持的北上方针;要么与四方面军分道扬镳，各走各的。委曲求全，势必一步步受张挟持，失去其应有地位，且前途难测;分道扬镳，则必定要造成红军和党的分裂，甚至可能引发红军打红军的战争。当时张闻天明显地不知如何是好，特别是两支红军还实行了混编，朱德作为总司令带一方面军军委纵队及第五、第三十二军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主力在左路军中，中共中央率一方面军一、三军团与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合编为右路军一同行动。如此要想各走各的，不仅要冒与右路军中四方面军冲突的危险，尤其是必须要舍弃朱德、刘伯承及其所率领的其他一方面军部队。从来受着要做“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教育的张闻天，显然下不了这种决心。在当时中共党内，唯一能作出这种决断的，也只有毛泽东。后来张闻天等人都承认，如果不是毛泽东详陈利害说服了大家，用“非布尔什维克”的办法毅然决然乘夜秘密率部脱离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一气跑出100多里，最后单独北上，否则中共中央的命运将不堪设想。
再举一个例子，共产党真正发展成为足以与国民党争夺天下的力量，是在八年抗战期间。毛泽东最终让全党信服并被推举成拥有最后决定权，也是因为他的策略方针被证实是最成功、最有效和最正确的。所以说是经过了实践的证明，是因为抗战之初毛泽东还不具有这样的威望和权威，党的领导人中多数人对毛的策略和主张还颇疑问。我们过去经常听说的抗战初期毛泽东与王明的路线之争，也恰恰反映了这种情况。为什么会有一个“王明路线”?或者说为什么后来会把王明与毛泽东之间的意见分歧讲成是“路线斗争”，就是因为当年王明的一些主张曾经得到了党内相当多数领导人的赞同与支持。事实上，这个与毛泽东分歧的所谓“路线”，并不是王明发明创造的。王明回国是1937年11月底，早在3个月前，即8月下旬的时候，中共党内就已经围绕着抗日高于一切，还是党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从当时举行的洛川会议的讨论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及其支持者是少数，而大多数与会者并不赞同毛的意见。毛泽东虽然勉强说服与会者部分他关于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主张，3个月后，当王明回来，带回莫斯科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政策规定之后，党的绝大多数领导人自然又转回到他们原来的主张上去了。但是仅仅两年之后，国共关系以及抗日战争的现实就让几乎所有党的领导人意识到了毛泽东高人一筹的预见力。当共产党按照毛泽东的主张，把主要力量放到开创敌后根据地和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方面来之后，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就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巨大效果，不仅成为敌后抗战主力，而且具备了战后与国民党一争高下的实力。
当然，毛泽东的主张和办法也并不都是成功的，这种情况我在书里面也讲到了。很多时候他极具个性的判断，不仅会受到信息不灵、经验不足的局限，也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毛泽东到底还是共产党人，他对很多事情的判断和斯大林等共产党人一样，用的还是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认识工具与方法，因而也就不免会有脱离实际和过于机械的地方。比如，毛用阶级斗争的方法看对手的时候，就往往会把很多人简单地看成是黑白两种颜色，而不会相信他们中其实色彩是非常复杂丰富的。
我讲过一段话，毛实际上是中共领导人里面唯一的一个能够穿着意识形态的“紧身衣”跳舞的人，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敢于“利”字当头，量力而行，灵活运用策略的领导人。他把利益看得比意识形态甚至还要重，但是，他的“紧身衣”其实是脱不掉的，他并不会用另一套方法来看世界，解决问题，他还是用共产党的那套意识形态来看所有的问题，判断事物。问题在于用这套工具和方法来看事物，是很容易发生机械和僵化的毛病的，因此有时候很容易判断失误，很容易发生错判。毛的好处是利字当头，一切以中共和革命的利益为最大的出发点。也就是说，当他一旦发现这个判断、这个决策有问题，可能导致自身的利益受损，他也马上就会出来纠正，马上就会改变。所以说他当年是一个政治灵活性极高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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