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苏格兰乡间有一位贫苦的农夫叫弗莱明。一天，他在地里干活时，解救了一个陷在泥沼里的男孩。
男孩的父亲准备拿一笔重金来酬谢，却遭到弗莱明的谢绝。男孩的父亲说：“既然你救了我的儿子，那也让我为你的儿子尽点力，请允许我资助他，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弗莱明见绅士一片真诚，就答应了他的提议。
就这样，在这位绅士的资助下，弗莱明的儿子亚历山大·弗莱明后来进入伦敦大学着名的圣玛利医学院，毕业后以优异成绩留校，帮助老师赖特博士进行免疫学研究。多年后，亚历山大·弗莱明成为英国着名的细菌学家，并在1928年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挽救了无数病人的生命，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那个被农夫救起的男孩，后来成为一个着名的政治家——丘吉尔。二战期间，已经当上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在出访非洲时，不幸患了严重的肺炎（那时，患了肺炎就等于得了绝症），生命垂危。在紧急关头，亚历山大·弗莱明特意从英国赶来，用自己发明的青霉素挽救了丘吉尔的性命。丘吉尔紧紧握住他的手说：“谢谢，你们父子给了我两次生命。”亚历山大·弗莱明笑着回答：“不用客气，第一次是我的父亲救了你，但这一次，是你的父亲救了你。”
如果说亚历山大·弗莱明的成功得益于父亲的善良德行，而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则得益于她自己的善良德行。
1975年，15岁的赖斯高中毕业后进入丹佛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和美国政治学。一天早晨，她和几个同学走出宿舍上课，迎面遇见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手里拿着一张图一边对照着，一边焦急地四处张望。看到赖斯他们走过来，老太太举着这张地形图，说自己想要到国际关系研究生院找一位名叫约瑟夫·科贝尔的人，可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赖斯热情地说：“那我带您去吧！”
在赖斯的引导下，老太太很快找到了科贝尔。正当赖斯要转身离去时，老太太说：“为什么不认识一下呢？”于是，他们互相知道了身份：原来，老太太是波兰大使夫人，她要找的约瑟夫·科贝尔是她的老朋友，曾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如今是国际关系研究生院的创办人、着名的苏联与东欧问题专家。而且，他还是克林顿时期的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的父亲。
也巧，当赖斯走出研究生院时，正遇上有人在发传单，上面介绍的是《斯大林时代与政治》主题讲座，主讲人正是约瑟夫·科贝尔。赖斯想，既然认识了，就应该去捧捧场。讲课时，科贝尔教授一眼就认出了坐在第一排的赖斯，并发现她听得兴致勃勃。中午，科贝尔教授特意邀请老太太与赖斯一同吃饭。席间，他发现这个黑人女孩聪明、果断，对政治有许多独到的看法，很是欣赏，就动员她毕业后报考他的政治学研究生。
从此，赖斯成了一个“被上帝垂青的人”：19岁考入丹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在科贝尔教授的引导下，重新确立了自己的职业目标，将东欧和苏联作为主要研究领域；26岁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34岁出任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也是第一位女性国家安全事务助理；2000年，46岁的她成为小布什总统首席对外政策顾问；2005年，51岁的她出任国务卿，成为美国历史上继奥尔布赖特之后的第二位女性国务卿和美国政府中任职最高的黑人女性。
当农夫弗莱明救起一个身陷泥沼的孩子时，绝不会想到这样一件小小的善举竟会产生如此美妙的连锁反应：对方资助自己的孩子上学，并从此改变了孩子的人生轨迹；成为医学家的儿子又救了自己恩人的后代——一个着名政治家的生命。这个被至纯至美的人性所 “链接”起来的连环的感恩与报恩行为，不仅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而且也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当赖斯凭着天性中的善良与热情为一个陌生老太太引路时，绝不会想到老太太会帮她结识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这个人为她未来的人生引了路。所以，当许多人羡慕赖斯是“被上帝垂青的人”时，只有她自己知道：不是上帝在垂青她，而是自己的德行在垂青自己，帮助自己。
所以，当我们感叹、羡慕别人的成功与幸运时，一定要记住，有时，一点小小的美德和善行所产生的力量，会胜过千军万马。从这个意义上说，好命运不如好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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