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因为坏人可憎的言行，更因为好人可怕的沉默。”这是马丁·路德·金的名言，出自《伯明翰监狱来信》(1963年)。此言在中国引用率极高，有时还被改头换面，以适应中土的气候，如最常见的这一版：“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沉默。”无论翻译的版本怎么变异，批判的方向却始终不易：好人的沉默。
有待追根究底的问题，不是事实，而是事实背后的成因：面对坏人的嚣张，好人为什么沉默，正如面对明目张胆的谎言、惨无人道的暴行、千夫所指的罪恶，国人为什么旁观，无动于衷，漠然置之，甚至默默扭过头去，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流行的答案：因为恐惧。的确，不论是纳粹的焚化炉，还是红卫兵的皮带扣，不论是独裁者的枪口，还是暴民的铁棍和匕首，施暴之时，都会让观者感到恐惧，脊背发凉，手脚发软，面无人色，肝胆俱裂。趋利避害，可谓人类本性。在残虐的暴行面前，我们往往自顾不暇，自求多福，如何能挺身而出，义助受难者呢;我们暗暗祈祷，施暴者凶恶的目光不要停留在我们身上超过一秒钟;我们愿以旁观与沉默，换取暴力的豁免，只是，最终能否豁免于暴行，并不取决于我们的意愿，这本不是一场平等的博弈，旁观与沉默，只可能使我们手中的砝码越来越轻，施暴者手中的权力越来越重。
用恐惧的心理为沉默辩护，正如用人性的幽暗为恐惧辩护。然而恐惧与沉默的关系不止于此。如《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一书作者、美国社会学教授伊维塔·泽鲁巴维尔所指出的那样：沉默不仅是恐惧的产物，它还是恐惧的重要来源。质言之，恐惧导致沉默，沉默加剧恐惧，同时，沉默深化沉默，恐惧深化恐惧。这应该不难理解，想象一下，当暴行发生，观者茫然失措，冷眼相待，没有人呐喊，没有人反抗，近乎死寂的沉默，必将使暴行愈发肆无忌惮;暴行的猖獗，必将加速恐惧的弥散与传播。
除了恐惧，沉默如瘟疫一般蔓延，还有一个原因。我们都听过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为什么最后站出来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会是一个孩子呢?泽鲁巴维尔认为：“这一点很难被称之为巧合，因为社会习俗告诉我们不要去关注不该关注的事物，而孩子正是还未曾学会该社会习俗的人。”我们该关注什么，不该关注什么，该在什么时候沉默，什么时候说谎，什么时候呼喊口号，什么时候歌功颂德，早已被权力规训、洗脑、潜移默化，我们头脑的形状，早已由权力统一锻造，都是方形，抑或都是五角星。在此，沉默，以及支配沉默的思维，都出自权力的指令，与对权力的顺从。当然这依旧可以归结为对权力的恐惧，不过，当恐惧权力成为一种传统、一种习俗、一种模式，恐惧便不再需要理由，不再需要追问“为什么恐惧”，唯一值得我们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此间的沉默，则是一种合谋，既是沉默者与权力的合谋，也是沉默者之间的合谋。“说话只要有一个人发声就可以，沉默却需要所有人的配合。”(罗伯特·e·皮滕杰)沉默因此成为了一种集体行为。集体沉默不仅会强化个体沉默，还可以庇护个体沉默，个体将从巨大的集体那里寻找保持沉默的理由，并在问责之时，将所有的罪孽都推向集体，所以出现了那句西谚：“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在此情境之下，个体要打破沉默，不止要战胜自身的恐惧，还要冲决集体的网罗。这注定了呐喊者的命运，不是被视为叛徒，就是被视为疯子(狂人)，他们最大的敌人，有时不是权力者，而是身边的看客。基于此，沉默者往往被指控为邪恶的帮凶与同盟：不仅默许、纵容、鼓舞暴行，还在解构对暴行的反抗。
这正可以解释，为什么对“好人的沉默”的批判，要先于“坏人的嚣张”。模仿泽鲁巴维尔所的语气：“好人的沉默”不仅是“坏人的嚣张”的产物，还是后者的重要来源。
第三个原因，当沉默者不甘沉默，试图发声，却无奈发现，自己失语了，他们的喉咙，被钳制太久，已经丧失了自由言说的功能，他们所吐出的话语，都是历经权力过滤与改造的谎言，要描述自由、真相，却无词可用，无以名状，只能感知，无法言说，这不是得意而忘言，而是沉默的代价。此刻的他们，哪怕张大了嘴巴，喊破了嗓子，却与沉默者无异。
除了自由言说，公共言说亦复如是。几乎所有的强权者，都企图压缩公共空间，将民众孤立为原子，因为一般而言，个体反抗对政权的冲击和破坏，远远小于群体反抗。公共空间的丧失，不但导致公德被败坏，还导致公共言说被扭曲，纵使经过数十年的重建，公共人的言说方式还严重依赖私语体系，混淆公私，无时不在，公共说理，亟需补课。
这三点，尤其是前两点，大抵可以诠释“好人为什么沉默”。明乎此，才能更进一步，来探寻怎样打破沉默。窃以为，只要沉默者拥有最起码的良知和理性，他们便会不满于沉默的状态，他们应该认识到，沉默暂时是沉默者的通行证，却终将是沉默者的墓志铭，当暴力与罪恶大行其道，哪个沉默的旁观者能够保证，自己不会是下一个受害者呢。还是马丁·路德·金的警告：“我们看到真相却一言不发之时，便是我们走向死亡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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