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在上海某大学里听课，听他们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听力课。
在这堂课上，老师要学生听了两个故事，然后回答问题。
这堂听力课，对我震动很大。不是课上的气氛让我震动，而是听力的内容让我震动。整堂课只听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卖烙饼的，讲的是台湾某个买烙饼起家的人，少年的时候给烙饼店打工送烙饼。送烙饼到人家的时候，很多人很看不起他。他在羞辱中成长，咬牙吞掉羞辱和苦难，下决心自己将来开一个大的烙饼店，最终他实现了梦想，成了“烙饼王”。另外一个故事，讲的是中国某个非常有钱的人怎样淘了“第一桶金”的故事。这个人在什么地方借了钱，买了很多东西，怎样倒卖，怎样辛苦，终于淘得第一桶金，后来成为亿万富翁。
这两个故事，一个是韩信胯下受辱最终出人头地的故事，一个是怎样利用环境和他人出人头地的故事。两个故事都是讲出人头地，出人头地就是成功。成功的标志就是挣了很多钱，成了有产业或有钱的人。离开那个教室的时候，我纳闷那些外国学生在想什么， “成功就是有钱”这样的赤裸裸的概念他们怎样接受。我这样想着，有点逃那个教室一样，匆匆地走出来。不知为什么，这个教室里提倡的“成功”让我非常压抑，让我逃跑，让我意识到中国文化的恶劣的一面，势利眼的一面，我对这样的势利眼根本格格不入。
这堂课深深地刻在我的头脑里，触发了我对中国文化对“成功”的迷恋的思考。几年来我一直想写这个小事，想谈谈中国文化对“成功”的专一的疯狂。其实我前半生都是听这样故事长大的，所谓成功的故事，却从来没有像在那刻那样深刻地，几乎是刺痛地感到中国社会的“拜成功狂”和“拜金狂。”中国社会里，到处都是踌躇满志的要成功要有地位的人。
两三年前看张爱玲的《小团圆》，里面说到主人公在乡下看戏，看戏里的人生，二美三美大团圆的金钱名利美女的成功，感叹说：“这些人都是数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阔度”，而自己，“穿着臃肿的蓝布面大棉袍的九莉，她只有长度阔度厚度，没有地位。”我忍不住合卷坐在那里，想，原来我跟张爱玲的感触一样啊。我看那些成功的人，也是只有地位，却没有生命的长度阔度，因为如果生命的一点都集中到了“成功”上，集中到出人头地，比别人高一等的地位上，生命的长度阔度厚度呢？
出人头地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思想支柱之一。中国的儒家传统强调“光宗耀祖”和“出人头地”，要成为“人上人”，这成为中国传统儒生读书发奋的根本动力。美国华裔虎妈的教育方式，也是这种思想的表达，是在美国的大发扬。我承认我很羡慕这种严格的教育方式，也许她的孩子真的能成为“人上人”，成一个如她自己一样住着非常豪华的大房子的教授。但是，我不羡慕她的生活方式，无论她住怎样大的房子和开怎样豪华的车。
如果全中国或美国的人，人人都要成“人上人”，谁会成为人下人呢？我一直以为这个世界很大，每个人的道路都不是非此即彼，互相推搡的，别人在前面你就过不去了。但是显然我的认识有偏差。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人们，你要是爬上去，就得把别人挤下来，这种总觉得别人碍事的感觉在中国的“出人头地”的文化里非常显着，所以中国人才有对别人的本质的不信任。中国的诚信危机，哪里是今日政治文化的产物？其实是中国文化本身的产物，已经有几千年了。中国人不善于群体合作，中国人的“人心隔肚皮“，谁都不相信，都是这种出人头地，总觉得别人碍事的产物。
也许是跟这种文化对着干的叛逆思想，我喜欢我的宝哥哥。宝二哥对那些见天就谈上进成功的人离得比较远，还把那些人称为“禄蠹之人”。“蠹‘这个字很有意思，一大堆小虫子，在石磨下爬来爬去，怪腻歪的。正是这种人的写照。
(亭水摘自《8小时以外》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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