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闫红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一个故事，我印象特别深刻：小时候，她的老家有两位舅爷，兄弟俩都非常穷，受出身之累，一辈子没有结婚，两人相依为命，老大特别能干，老二则有点窝囊。
能干的是大舅爷，家里地里都是一把好手，当过货郎，在城里给人看过大门，厨艺也很厉害，在村子里还算比较体面。小舅爷呢，笨嘴拙舌，笨手笨脚，简直就是loser中的loser。这两位舅爷在她眼里都是非常卑微，很可怜的那种人。直到有一次，她在小舅爷的房间看到一箱子的书，《封神演义》、《水浒传》、《岳飞传》等，书皮包得整整齐齐。在80年代还没通电的乡下，小舅爷常常就着煤油灯，歪在床上看那些书，看得聚精会神，物我两忘，被大舅爷训斥也只是笑笑回应。
闫红的那篇文章叫《读书能解决我所有问题》，她在文章的结尾说，“活到这把岁数，我渐渐不再羡慕别人的生活。唯一羡慕的，是站在公交站牌下，也能读进去哲学书的人。周围喧嚣繁杂，人人都在翘首望着远方，公交车照例迟缓得令人绝望。唯有那个把自己放进白纸黑字的人，掌握着自己的节奏，时时刻刻都在天堂。”
我又想起几个月前看到的一则新闻，香港的一位女摄影师，快70岁高龄了，被记者拍到独自一人到公园取景拍摄，却在长椅上睡着了，那姿态确实落魄：穿着廉价的格子外套，碎花长裤，披着一条毛巾，身旁还拖着一辆杂物小车。
她一生没有结婚，无儿无女，幼年时家境贫困，父母又重男轻女。她是家里最大的女儿，小学6年级便辍学出来打工，供养自己的弟弟妹妹。后来弟弟功成名就，买了一套公寓送给她住。她现在仍然独身一人，住在弟弟赠送的房子里。
她叫周聪玲，她的弟弟，就是著名的香港电影明星周润发。
年轻的时候她在酒楼打工，被狗仔队拍到，第二天报纸上立刻就登出来，指责周润发不管家人，姐姐沦落到酒楼卖点心。
周聪玲非常气愤，她觉得自己做的是正当工作，靠自己的双手赚钱，有什么可丢人的？那时候她已经爱上摄影，正计划拍一个午后系列，就上午到酒楼卖点心，卖完之后可以享受免费的午饭，然后再背起相机到处拍摄。
贫穷、孤独、落魄……如此惨淡的境遇，周聪玲因为爱上摄影，她和闫红那个爱读书的小舅爷一样，有着自己精神世界的天堂。
多年之后，周聪玲在摄影界小有名气，在铜锣湾开办个人摄影展，二十多幅展品都是以蜻蜓为题。难度最高的是拍摄网脉蜻蜓，她花了十多年才追踪到，因为该种蜻蜓很敏感，见到人就飞走，有时候她蹲守在草丛里几个小时候，浑然不觉时间的流逝，成功拍到一刻她会开心得跳“蜻蜓舞”……
我不禁唏嘘，这两个人，命运待他们都不算宽厚，他们孤苦、贫穷，孑然一身，任是谁也不想拥有这样的一生吧？但是幸运的是，他们有一项爱好，读书和摄影，这些看似无用的事，并不能让他们摆脱贫穷和凄苦的命运，却拯救了他们的人生。
正是因为有一项爱好，让他们专注其中，将命运的洪流抵挡在了心门之外，在命运的谷底，活出了属于自己的快乐和自由。
前段时间，我一个闺蜜向我倾诉烦恼，她问我，你怎么每天都这么开心？我说，多看看你拥有的，不要和别人比较；最重要的是，只要活着，就能干自己特喜欢的事儿，就很开心了啊。
有一件自己特喜欢的事儿，真的这么重要？真的。
它让你在浩如烟海的宇宙中，不再觉得自己如微尘般孤单。
它让你在漆黑的思维丛林里，找到光亮和出口。
它让你在人生无法避免的沟壑之中，拥有向上的力量。
你说我每天写作有什么用？每天5点多起床读书有什么用？正是这些无用的事，成就了我的人生。它让我知道自己是谁，为什么活着，该往哪儿去；它让我每天都高高兴兴的，为了多赚一点时间留给这些事，认真、努力、勤勉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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