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中考，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记得，那天，我带了一支铅笔，一根直尺，一个圆规，一块橡皮，三支圆珠笔，总之，该带的，不该带的，全带上了，攥在手里，满满的一大把。
一个姓邢的同学，看了我一眼说：“你带这么多干什么？”说完，他眉梢向上一抖，眼珠微微往眶角一轮，牵出满脸的鄙夷与不屑来。
而他的手里，只有一支圆珠笔，连橡皮都不曾带的。我仿佛是一个穷人，拿出几个硬币来摆阔，不小心正好被富人撞见。富人一说话，我满脸的窘迫。
恍惚间，我想反驳几句，却无言以对。邢同学是我们班的学习尖子，老师的宠儿，而我够不上差生，也几乎相当。在这样的鄙夷面前，我只好束手就范。
那一年，邢同学考上了师范，我没考上，灰溜溜地读了高中。
开始学习写作，是在大二。那时，别的同学花前月下，尽享人生的快意，我却伏在教室里一本正经地写稿子。每写出一篇文章来，都要高兴得手舞足蹈，自我赏阅，自我陶醉，凡三五遍，不能自已。第二天，拿着稿子，便心急火燎地送到市报社的编辑部去。市报社离我们学校不远，于是我常去。很快，副刊的编辑也就认识我了，但那位带着眼镜的老先生给我的永远只有一句话：稿子放这里吧，有消息我告诉你。这与我的期待相去甚远，我希望的情形是，他看完我的稿子后，拍案叫绝，说，这个稿子太好了，马上发！
那时候，真是年少轻狂得可以。
后来，编辑部新来了一个编辑。据说是部队转业回来的才子，他渐渐对我频繁光顾编辑部的做法不感冒了。有一天，我送完稿子，正要走，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你以后，别来了行不行？！”
当时，我还沉浸在送稿子的喜悦和兴奋里，他的话，不啻一个晴天霹雳。
我说：“怎么啦？”
“你看你都写了些什么玩意儿，还好意思老来？”
他的后半句话，拖着方言与普通话交杂的腔调，怪怪的，怪得直到现在这个声音还在我的耳畔回响。我抬眼看他，白净而周正的脸上，是丰富的鄙夷，以及夹杂于其中的一点诚恳的愤怒。这样白净而周正的脸，再加上这样丰富而激动的表情，一下子让我刻骨铭心。
最后，我甩下一句话，说：“我偏来。”
这两件事，在当时，都曾经被我认为是生命中的奇耻大辱。然而，经过这么多年岁月的打磨，我心平气和地接受了，也理解了。那位姓邢的同学，初中毕业后，我们一直疏于联系，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如果哪一天，我看到他，我紧握着他的手所能感受到的，只会是几十年重逢后的温暖和喜悦。
至于那个编辑，即使我们重又邂逅了，我想，我们也只会行同陌路——他不认识我，我也认不出他来了。我曾耐心地翻看过我以前所写的那些东西，实在是糟糕透顶。幸亏他站出来断喝了一声，否则，我就那样糟糕透顶下去了。
现在，我该对当时对他的恶毒诅咒忏悔。年轻的心，总是狭隘自私的。即便，他那时真的是出于恶意，我也能原谅他。因为，假如我在他的位置上，我或许也会那么做。
我只是在人生的那一刻，与他们人性中恶的部分狭路相逢了。而在我看不到的另一刻，他们可能给另外的人的，却是谦逊、友善和亲切。他们并不是坏人。这个世界，可能原本就没有坏人，只有被逼成坏人的人，以及被错认为坏人的人。这样看来，我们该原谅的人应该更多。
而这样一想，人生的一切也就豁然开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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