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希尔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由于我们的大脑限制了我们的手脚，因此我们掌握不了出奇制胜的方法。”这就是说，我们在日夜渴望自己成功的同时，实际上对自己知之甚少。常以为自己做的，就是自己最好的想法。
宽泛地讲，我们的错误正在于：不了解自己的强项是什么，总是无法战胜自己心中的迷茫。常常过高或过低的估计自己的能力，本来有能力做成的事情，结果因犹豫不决而错失时机；本来无能力做成的事情，结果因求胜心切而贸然出击。
这都是因为看不清、看不准自己到底“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而导致的不良后果。在实际生活中，这种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为数不少，因此太多的抱怨是没有用的，关键还是要清醒地面对自己，找准自己的强项，拨开自己给自己设置的迷障，并依靠自己的强项去获得成功。
一个人没有强项是可悲的。
一个人没有自己的强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羡慕别人；而一个找不准自己强项的人，又只能盲目行动。这两者都是可悲的。究其本质而言，每个人都有能力，但表现出来的，并不一定是最强的能力，什么是最强的能力？就是你轻松自如、游刃有余地表现出自我的潜在本领，能够体现出你的最大值。你在自己的强项上点击人生，成功的概率就会很高；你在自己的弱项上与人较量，只能把成功的果实拱手相让。
美国社会专家研究显示，人的智商、天赋都是均衡的，或许你在某一方面有优势，但不一定在别的方面能够赢过人家，有优势的同时就会存在劣势。
其实，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某种优势，都有适合自己的工作、事业。同时，人不是完人，不可能在每个领域都很突出，有的方面甚至缺陷十分明显。不同的人，生理素质、心理特点、智能结构等千差万别。有的多条理，善于分析；有的多灵气，富有幻想；有的擅巧计，能于谋略；有的富形象，善于表演。只要比较准确或大致对应地找到自己的目标或方向，你就或早或晚、或近或远会有突出的表现。
有的人在未发现自己的才能和专长时，往往做事不得要领，学无成就，做无成果，总是感觉自己很卑微。这可能是因环境条件或形势逼迫而不能显示自己的才能，如同黑夜行路，坎坷不平。
客观地认识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的长处，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走一条自己的路，这对于你的未来的发展，你的成功，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相反，如果你在一个你不擅长的方面辛苦拼搏，成效可能不会很大，甚至无功而返。
达尔文《自传》表明，正因为他对自己的深刻认识，才使他把握住自己的素质特点，扬长避短，做出了突破性的成就。他十分谦逊又自信地谈到：“热爱科学，对任何问题都不倦思索、锲而不舍，勤于观察和收集事实材料，还有那么点儿健全的思想。”但又认为自己的才能很平凡：“我的记忆范围很广，但是比较模糊。”“我在想象上并不出众，也谈不上机智。因此，我是蹩脚的评论家。”他还对自己不能自如地用语言表达思想深感不满：“我很难明晰而又简洁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我的智能有一个不可救药的弱点，使我对自己的见解和假说的原始表述不是错误，就是不通畅。”
伟大的马克思有许多天赋，但他在写给燕妮许多诗后，发现自己并不具备杰出的诗才，并作了深刻的自我解剖：“模糊而不成形的感情，不自然，纯粹是从脑子里虚构出来的。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完全对立，修辞上的斟酌代替了诗的意境。”作家朱自清也曾分析过自己缺乏小说才能的短处，在散文集《背影》自序中说：“我写过诗，写过小说，写过散文。25岁以前，喜欢写诗，近几年诗情枯竭，搁笔已久……我觉得小说非常的难写，不用说长篇，就是短篇，那种经济的、严密的结构，我一辈子也写不出来。我不知道怎样处置我的材料，使它们各得其所。至于戏剧，我更始终不敢染指。我所写的大抵还是散文多。”
对自己的认识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认识过程不仅建立在反馈基础上的自我动态调节，也要借助别人对自己的中肯意见。
有两件学林轶闻值得我们深思。
一是著名的史学家方国瑜。他小时候除刻苦攻读学堂课程外，还利用节假日跟从和德谦先生专攻诗词。他钦佩李白、羡慕苏轼，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为一名诗人。但一晃六七年，却始终未能写出一篇像样的诗词。1923年，他赴京求学，临行时和德谦先生诵玉阮亭“诗有别才非先学也，诗有别趣非先理也”之句以赠之，指出他生性质朴，缺乏“才”、“趣”，不能成为诗人，但如能勉力，“学理”可就，将能成为一个学人。方国瑜铭记导师深知之言，到京后，师从名家，几载治史，就小有成就，后来著成《广韵声汇》和《困学斋杂著五种》两本书。从此他立定志向，终生于祖国史学研究。
著名史学家姜亮夫也有类似经历。20世纪20年代，他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当时他极想成为“诗人”，把自己在成都高等师范读书时所写的400多首诗词整理出来，去请教梁启超先生。不料梁毫不客气地指出他囿于“理性”而无才华，不适宜于文艺创作。姜亮夫回到寝室用一根火柴将“小集子”化成灰烬。诗人之梦醒了，从此他埋头攻读中国历史、语言、楚辞学、民俗学等，取得一系列成果。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战胜迷茫，给内心一个答案。
一个人属于自己的重要标志是拥有能够独立思考的头脑。有些哲思未泯的人总想挣脱“失静”状态，寻觅净地，力图重新拥有自我。
美国有一位企业家，他身缠亿万家产，然而却在过节的时候一脸苦笑：“现在有了钱，我又不知道该享受些什么了！”今天没有人再像古人那样追求“一箪食、一豆羹”的清贫生活，但天天鲍参翅肚，似乎又有暴殄天物之嫌。追求豪宅、名车、时装就和去吃鲍翅一样，属于一种不入流的情趣。赌博可以博一乐，但十赌就会有九输，再说赌博于法于理于修养都不容。去追求美色？更不可取。毕竟，重循三妻四妾的封建孽俗只能被人所取笑。
“你最钟爱的是什么？充满了你的心灵，让你感到无比幸福的又是什么？”你若认真反思自己的内心需求，一定可以找出答案。
因为“自我”并非隐藏在你的内心深处，而是在你无法想象的高处，至少是在比你平日所认识的“自我”更高的层次里。真正认清你自己的内心渴望，唯有发自你的天性。唯有自己，才有资格成为自己的安慰者与解放者。
清人钱泳曾说过：“贫贱近雅，富贵近俗，雅中带俗，可以资生，俗中带雅，可以处世。”
在夜深人静的晚上，对着一幅自己的艺术作品不停地看，然后闭目，记住它并遐想。在洗心养神之际，你也许想起了一段童年的往事，也许想起了自己曾经历的最血光的商战，也许……这也算是一种雅俗之间的“资生”、“处世”之道吧。蒙田说过：“世界上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懂得让自己属于自己”，“必须阖门闭户重新拥有自己”。
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要求人们必须为此奢华付出的最沉重代价，莫过于不能拥有自己。在高速度、快节奏、多关联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失去了往日的悠闲，精神上高度紧张。万千讯息奔来眼底，瞬息万变的事物需要及时处理。在眼快、手快、脚快、嘴快、反应快，五官四肢躯体综合大繁忙中，唯一闲置起来的却是一个思考的大脑。静不下来的头脑形同空置。大脑需要在宁静中工作。快节奏生活可能训练出快速机敏、准确反应的大脑，却往往失去了哲人式的恬静深思的大脑。
那种总揽全局的综合审视，大尺度联系的高阔视角，复杂脉络的仔细梳理，缠绕层面的小心剥离，以及思路不通、灵感未至时的耐心等待，找到突破点后的深入掘进，融会贯通后的乘势扩展……这一切都必须有一个从容自由的头脑，一个宽舒自主支配的生存空间，以及一个宁静无噪、无扰无迫的平和心境。
而在嘈杂忙乱中生活的现代人大多是“失静”之人。你必须属于快速的“流”，人生如萍，宛若不系之舟，在激流簇拥下，最难自持。崇尚简单生活的梭罗是持有自家生命宝券的真正富有者，能够最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生命。他认为：“一个人越是有许多事能够放得下，他越是富有。”他悠然地说：“我最大的本领是需要极少”，“我爱给我的生命留有更多的余地”。生命在他手中支配得游刃有余。与此相反，一些拥有大量金钱的富翁，却被自己的黄金“焊”在某个高位上动弹不得。梭罗不无怜悯地说：“我心目中还有一种人，这种人看来阔绰，实际上却是所有阶层中贫穷得最可怕的。他们固然已积蓄了一些闲钱，却不懂得如何利用它，也不懂得如何摆脱它，因此他们给自己铸造了一副金银的镣铐。”位高自囚，富极如贫，事物常常是这样两极相通。
历代许多著名的中外学者、思想家、文学家，他们也许生活得并不拮据，有的甚至相当富有，拥有自己的庄园城堡，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过着“简单的生活”。梭罗更是这方面的典范，在瓦尔登湖畔，他凭借着简单而丰富多彩的生活为自己赢得了充裕的自由支配的时间。他说：“因为我对某些事情有所偏爱，而又特别重视我的自由，因为我能吃苦，而又能获得成功，我并不希望花掉我的时间来购买富丽的地毯，或别的讲究的家具，或美味的食品，或希腊式的或哥特式的房屋。”由于挣脱了生活中的繁琐杂冗，梭罗才能够静静地阅读与思考，他说：“我的木屋，比起一个大学来，不仅更宜于思想，而且更宜于严肃的阅读。”瓦尔登湖真不愧是治学圣境。正如蒙田所言：“我们要保留一个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空间，建立起我们真正的自由和最重要的隐逸与清静。”正是在瓦尔登湖隐逸的自由空间里，梭罗为我们留下了如此睿智优美、充满人生哲理的圣洁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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