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是要有成本的。这成本应分为两部分，一是必要成本，诸如知识积累、技能培养、体质锻炼等，另一种则属于无效成本，即做了不应有的投资。
按常理讲，商品交换中，一手交钱一手交合格产品，无须再去学习防伪防劣知识。那么是谁让我们增加了这笔无效成本呢？当然是一些不法厂商，还应归于社会管理者特别是有关职能部门，因为他们的渎职、不作为，使得伪劣产品充斥市场，招摇过市，逼得消费者不得不为生存付出不必要的成本。其实在人的全部生活过程中，又岂止为购物付出不必要的成本？还有诸如为搞人际关系、求人办事、维护自身权益、甚至打赢一场官司，等等，都常常要付出量更大、质更高的不必要的成本。
关于一个人一生需要付出多少这种无效生存成本，经济学家完全可以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来研究，看看发达国家是多少，我们国家是多少；过去是多少，现在是多少。研究研究这个问题很有好处，它一方面让我们每个人明白一生都做了些什么，另一方面可以找找问题的症结所在。但不论如何计算，我想有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发达国家把精力大都放在求知上、研究问题上、发明创造上。一句话，人家无效生存成本低，付出的精力大都转化为效益了，所以才有了全社会的发达。就像胡适先生提到的法国科学家马斯德，他一个人用一台显微镜所作的发明就偿还了法国被普鲁士战败后的50亿法郎的赔款，拯救了一个国家。
使一个民族振兴的条件是多方面的，降低人们无效生存成本，提高每一个生命的质量和有效性，无疑是重要的途径之一，也是巨大能量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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