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还总是说不清我的拒绝坐人力三轮车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我平生唯一一次坐人力三轮车是几年前在溽暑中赶着去看病。当我坐到柔软的坐垫上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我看到前面的车夫，他正极力的弓着腰翘起臀部，仿佛在用尽他的生命一样，凭那再简单不过的机械启动车上的重载。那因用力而佝偻得像一样的背，那破旧的蓝色衣服，那脸旁往下淌的汗水，突然攫住我的心。
纤夫！那是伏尔加河上的纤夫！那幅伟大的世界名画骤时浮上我的脑海，画中的形象和眼前的车夫交织在一起，残存的一点良知像鞭子一样狠命地抽打着我的灵魂。倘若眼前拉车的人是我的父亲、伯父，我能心安理得地坐在后面，看着自己的亲人马一样的背影吗？我有什么资格让自己坐在车上，让眼前这个和我一样的躯体这样用尽全力拉着车跑？几个钱难道就可以买下这褴褛的衣服后面的血汗！
每一次对那个佝偻的背影的回忆都是对我心灵的一场无情的鞭打。往返于家乡与学校、农村与城市之间，驴一般的乡亲们铅一样沉重的叹息，摆渡的船夫沧桑的脸与茫然的眼神，车水马龙的街头捡着人们扔掉的残羹冷炙的衣衫褴褛的老人，阳光与苦难汇成的班驳的画面往往使我热泪盈眶不能自己。然而有一天，我蓦然拷问自己的良知：除了泪水，我还能做什么？而且我做了什么？这突如其来的拷问顿时令我羞愧万分而又悲痛欲绝。
每个人都懂得自己的生命是天底下最珍贵的东西，然而实际上为什么头顶着同样一片天，脚踏着同样一片地，有的生命可以受到那样冷酷无情毫无人道的摧残！苦难的人们用他们苦难的劳动创造着人类的财富，却总是那么苦难而茫然的活着，我却这样寄生虫一般地吮吸着他们的苦难换来的成果而苟活于世，而且越来越“成熟”也便越来越麻木，仿佛那样的苦难已然成为社会合理的一个部分。我对不住他们！我们的衣食住行明显都在挥霍着以苦难作为代价的劳动成果，我们明显都是苦难的消费者。对苦难我们有着无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无论从肉体上受难还是从精神上受难，都是为人类社会的不成熟、不健全而受难，都是在为人类共同的一切不平等，一切鄙劣、无知、肮脏而受难，每一条灵魂受到的伤害都是人类共同受到的伤害，每一条灵魂所承当的罪孽都是人类所应共同承当的罪孽，每一条灵魂的阵痛都神经地牵动着人类共同体的阵痛。
每一个人的苦难都是我们共同的苦难，人们痛苦地担载着不平等的命运予以的无情而残暴的伤害，每一个人最基本的就是要从精神上互相分担这样的苦难。在这样混乱不堪的世界中，悲悯情怀的有无理应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纯粹的一个主要标准。悲悯是脆弱的灵魂与卑微的生命所彼此慰籍彼此温暖，使彼此在脆弱与卑微中因为有所感动而得以坚强地生存的一种情感。人类社会既是共同利益的结合??集中力量对付大自然和异类，也是共同情感的结合??渴望爱与理解。悲悯情怀承担着人类情感联系的最后一条防线，失去悲悯，失去同情，人类世界便完全是一种物质利益意义的结合而毫无温情可言。
悲悯便是对人类苦难的正视和承担。只有以悲悯的情怀分担人类存在的各种苦难，咀嚼历史和现实加诸我们心灵的耻辱感，我们才能时时鞭警自己：人类还有这样的苦难存在，有朝一日我们拥有改变苦难、消除苦难的机会或权力，我们才会认认真真地去消除苦难，而且，我们应坚定地认为苦难从来不是合理、必然的，而且永远也不是合理必然的，这样我们才能去承担之消除之，相反，如果看到罪恶依然麻木，如果看到暴行依然安乐，如果看到苦难依然引不起心灵的一点悲悯，这样的群体，只能是??非人间！ 事实上，我们仍处在麻木之中，甚至我们比过去更懂得明哲保身，用麻木去淡化苦难，用漠视去敷衍罪苦。我们开始接触苦难的时候心灵还会有所震动，正如纯洁的童心对新鲜的事物的敏感；然而现在，每天不断在我们耳畔、眼前爆炸的苦难的讯息和图象不但早已无法刺激麻木的神经，激起哪怕是一点点悲天悯人的情怀，反而一步步迫使良知通过自我暗示而泯灭，把苦难当成似乎本来就有的合理现象。我曾看到一张2000年在爆炸案，塌桥，车祸等各种意外事件中导致死亡的数百人的清单，刻板枯燥的死亡数字看得我惊心动魄，当我把它放到网上讨论区并提出“看了这些有什么感觉”？
有的网友直接回复帖子：“中国人口实在太多了。”这样丧失天良的想法与那张清单同样令人惊心动魄！正是太多这样麻木不仁的头脑，才导致苦难不断地加剧、循环而不能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减轻、消失。对历史的苦难我们同样采取了漠视与回避的态度，几乎每个朝代都在发生的“人相食”、平均几年便有一场战争的苦难史被湮没在“五千年文明”的意淫声中，没有人去想一想，“坑万人”的叙述背后，有多少撕心裂肺的绝望的呼叫，多少比恶狼还凶残的嘴脸。几十年前中华民族在这片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上演了人类文明史最耻辱的一幕，但几十年后的今天，除了几个还保存着一点历史良知的知识分子，谁还真正记得那场灭绝人性的运动？
我们对一切苦难是那样的麻木不仁漠不关心！我们最大的一无所有是因为麻木而认识不到自己的一无所有。七八十年前那个背负着中华民族的苦难史的绍兴老人沉痛地写下这样的话：“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发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至于已经不觉得。”（鲁迅《论睁了眼看》）当鲁迅写下这样的句子时，他的内心该是何等的悲怆与绝望！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句子，我们的内心该是何等的悲怆与无地自容！我们为历史作什么？我们热切地介绍着俄罗斯知识分子不畏强暴的精神，由衷地敬佩着俄罗斯知识分子捍卫良知追求自由的道德勇气，我们为那个被别尔嘉耶夫称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的恰达耶夫的一句“我的灵魂因人类的苦难而受伤”而感动不已以至于吁嘘不已，然而，我们实际上为我们历史的罪恶与现实的苦难承担了什么？人性之善尚在我们的想象范围之内，而人性之恶却是我们的想象远无法达到的。
我们能够想象甚至理解像谭嗣同那样的千古丈夫为了民族的未来而献身理想的英雄气慨，我们却永远也无法想象到一群并不饥饿的人会把“犯人”的心肝视为佳肴，一张并不饥饿的嘴会对他的老师、同学的肉啃下一口并咽下去。为了避免我们有朝一日作出我们所无法想象得到的恶，我们必须时时对恶与罪有一种本能的的警惕和恐惧并时时检点我们自己，对我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超出我们想象能力的恶我们更应该义无反顾地正视、承认与承担，乃至于做出清理以向历史发出警戒。对一切苦难与罪恶，我们的姿态只能是：弯下腰去，背起来！一个人认识了真理、常识并不意味着敢于践行真理捍卫常识，而如果没有践行真理捍卫常识，对真理乃至于常识的认识便几乎一文不名。社会确确实实由具体的每一个“我”构成，我不去捍卫常识谁去捍卫常识？我不去追寻真理谁去追寻真理？我不去承担耻辱谁去承担耻辱？一切都必须从“我”做起！我们应该在心里时时向自己的灵魂发出扣问：“我们认识到苦难可曾承担苦难并准备着去挽救苦难？
我们认识到耻辱可曾承担耻辱并准备着去消除耻辱？我们可曾已经开始从自己做起以自我良知去挽救苦难消除耻辱？事实上，我们是多么需要正视历史与现实所加之与我们纯洁的灵魂的苦难与耻辱，以及正视之后的忏悔与反思，忏悔与反思之后的义无反顾的担当啊！ 人类应该正视自身生命的微茫与渺小，这是人类认识生命的尊严的心理基础。前无穷后无尽的时间与空间威慑着我们有限的一群。生命只是宇宙长河中的惊鸿一瞥，是大漠中的一颗微尘，而且，生命在自然面前如苇草般脆弱。在我们的思想视野中，人的生命乃是天底下最高贵的东西，人至上，一切东西，包括道德、传统、国家、政党，一旦有碍于人的自由发展，都必须加以否定、反叛；尊严是天底下最神圣的，为了捍卫尊严，一切精神的苦难都必须面对与承受。佛教精义中体现出来的担当精神令人惊赞。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中，那个发誓“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并且真的“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的地藏菩萨曾令我感动不已。
地藏菩萨以大慈大悲大怜悯大智慧之心担当那无尽的人间罪苦，人间苦难一日不尽便一日不愿成佛。这样的精神到了谭嗣同身上化成了把生命献祭给民族与理想的决毅行动：“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佛家思想终于在东方古国这位充满叛逆气质的知识分子身上发出神圣之光。
谭嗣同以他高贵的头颅与热血为维新变法划上了一个句号，东方世界的无尽暗夜终于升起一颗足以与西方世界的布鲁诺相互辉映同样耀眼明亮的星星，人类精神史上又划下绚丽无比一笔。担当精神为罪苦的人生揭出一点茫远的希望，人类只有共同意识到这点希望并且去追求这点希望，自我拯救的渺茫的可能性才能得以存在。承担苦难与耻辱是一个艰险的惊心动魄的心理历程，付出的是痛苦，获得的是尊严，以及淡淡的欢欣。
弯下腰去，把一切背起来。一切苦难都是人类共同的苦难，不论是由肉体的受难还是精神的受难者都是在为人类的一切卑贱、无耻、胺脏而受难。生活在相同的天地，有着相同的五官，同样的血肉中蕴藏着一条会思考的灵魂，这伟大的天地孕育了我们渺小而有限的一群，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互相照顾、关爱、体恤、温暖呢？人类的每一片粼羽的神圣思想之光，都是我们尊严的见证，是我们共同的骄傲，每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都值得我们为之感动，欢欣。而一切苦难理应由一切人类共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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