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里面提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众。”吉祥的人言语很少。因为他的心静得下来，心一静下来就懂得审时度势，察言观色，所以话不多，但是话一出来就会让人家觉得很能够信任，所以他都在适当的时机才开口。
“躁人之辞众”，言语很多代表内心很急躁，好像不讲话自己就没有安全感，好像很不舒服。很多人回到家里只有自己一个人，坐着发慌，要赶快找朋友打一打电话心才不慌，有没有这种倾向？人生没有目标，常常就会觉得很急躁，找不到方向，所以一定要找人家来陪自己一下，才比较有安全感。
人心急躁话才会多，所以“话说多，不如少”。因为你急躁话又多，没有考虑清楚，所以言多必失。言语太多了就会形成很多无形的障碍，自己都搞不清楚。到一个新的环境，接触新的人群，话一定不能多，要先多看多听。一个人能多看多听还要心静得下来才行。所以心静的功夫是时时都要练的。
再有，我们的言语最好是要能利益别人再讲，当你时时想着言语是要利益别人的时候，你就会比较谨慎，就会考虑到讲了之后他会有什么感受，是否真正对他有利。对别人没利益的话少说，最好不说。
晚清名臣曾国藩，在给他弟弟的书信中也指出，普通人有两大凶德和弱点：傲慢和话多。某种程度上说，年轻的曾国藩犯过傲慢和多言的错误，但他都能在事后认真反省、改正，最终成就了自己的人格，所以曾国藩说的“凶德致败者”是他从人生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宝贵训诫。
曾国藩的“戒多言”源于一件小事，当时他刚进入翰林院不久，正春风得意，一次在给父亲过生日时，对前来祝寿的好友郑小珊夸夸其谈，有些得意忘形，结果引起郑小珊反感，拂袖而去。
事后曾国藩后悔万分，他在日记里反思自己有三大错。一是平常就自以为是；二是嘴上说话没把门的，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三是明明说话得罪了人，还跟人强辩，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总结这三点，曾国藩说自己作为一个标准的儒家知识分子，连《礼记》里说的“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的道理都参不透，连语言这一关都过不了，还能成什么大事呢？
曾国藩一生在“戒多言”上下足了功夫，他不仅经常批评自己“每日言语之失，真是鬼蜮情状！”也经常反问自己“言多谐谑，又不出自心中之诚”，这种言语习惯、个性缺点，“何时能拔此根株？”他不仅对自己有这个“戒多言”的要求，还把它当成家训智慧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内容，尤其是对他的两个儿子和几个弟弟反复灌输、强调这一点。
曾国藩认为，如果想用言语超过压制别人，即使胜了，别人也不会服气，为人处世上，还是应当谦逊一些为好。争吵往往没有是非可言，结果常常会意气用事。一个人牢骚太多，结局必然抑塞，无故而怨天，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人必不服。抑郁不平之气，往往伤人害己。
慎言
不要以为只有咒语才有神奇的招感功能，我们平常说的每一句话，都如咒语一般具有神奇的招感作用。
好话，喜乐的话，阳光的、正面的话语，会招来同样喜乐阳光的能量；反之，沮丧、泄气、牢骚、负面的话，也会招来它的同伴。
故必慎言：
不高兴的时候不说话；
心不平时，不说话；
有牢骚、有情绪时，紧闭口，不说话。
能守得住口，方守得住心
口守不住的话，表示内心的翻滚太大。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少讲话，无谓的话半句都嫌多。
善导大师往往都是独来独往的，为什么？因为有人相伴，往往容易讲闲话。但是，不讲闲话并不表示性格孤僻、冷漠，或者显示自己鹤立鸡群、特立独行，如果有这样的观念，是不正确的。一个人也好，与大众相处也好，都应该是和谐的，彼此有默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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