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学会尽可能小心地使用不可能一词。 ——温何·花·布劳恩
两三年前，一次经历影响了我的信仰体系，以至于永远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那时我参与了一个名为“生命之泉”的意在开发人自身潜能的组织。我和其他50人还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领导才能工程”的培训。某周的例会上，大家提出了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举措，从那天起，我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新的理解。这项举措意在为洛杉矶市1000名无家可归者提供早餐。此外还要求搞些衣物来分发给他们。最要紧的是，我们还不能自掏腰包，不能动用本人的一个子儿。
可是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在餐饮业或类似行业里工作，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这不是勉为其难吗？”然而我们还被要求在周六上午做好所有这一切。现在已经是周四了，我更加预感做成这件事简直是太不可能了。我想不光是我一个人如此认为。
环顾四周，我看到50张板得紧紧的、好像刚刚擦过的黑板的脸孔。没有一个人对怎么着手这项工作有一点头绪。然而更意想不到的是——既然没有人站出来表态服输，那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说：“是，可以，我们一定能做到，没问题。”
于是一个人提议道：“那好，我们要分一下组。一组去搞食物，一组去搞厨具。又有一个人说：“我家有台卡车，可用来拉家什。”
“太棒了！”我们叽叽喳喳地叫起来。
又有人补充道：“还要一组负责招待和募集衣物。”我还未及多想，就被任命为联络组组长了。
到凌晨2点钟，我们列出一个单子，写下所能想到的应做的每件事，然后把任务分配给每个小组。之后回家小睡一会。我记得我把头搁到枕头上时还在念叨：“上帝，我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一点头绪都没有……但是我们要全力拼一下。”
6点钟，我被闹钟吵醒，几分钟后，2名组员来了。我们仨个和组里其他人要试着在24个小时之内为1000名无家可归者提供早餐。
我们翻出电话号码簿，给我们列出的每一个也许能帮上忙的人打电话。我第一个电话打给范恩合作总社。听完我的说明，那边告诉我说他们必须递交一份要求供给食物的书面材料，而且需要2周才能获准通过。我耐心地解释说我们等不了2个礼拜，我们需要当天弄来，最好在天黑之前弄到。那个部门经理说她一个小时后给我回话。
我又给西贝格尔公司打电话，重申了我们的要求。老板爽然同意，真让人喜出望外。我们一下有了1200个过水面包圈。等给扎基农场打电话想从那里搞到些鸡肉和鸡蛋时，我的呼机响了，同伴告诉我说他在汉森果汁公司搞到了一卡车新鲜的胡萝卜汁、西瓜汁及其他种类的鲜果菜汁，汉森公司愿意把它们捐赠出来——这就像一个明确的本垒打让左右卫忙乱起来。
范恩合作总计的部门经理回电话说她为我们搞到了各类食品，包括600个面包。10分钟后又有人打来电话说他们打算捐献500个玉米煎饼。实际上，每10分钟都有一个组员打来电话告知他搞到了多少多少的东西。“哦，难道我们真能把这桩事办好吗？”我不禁想。
经过18个小时的紧张工作，我最后在半夜时驱车到翁绍尔面饼圈公司去拉800个面饼圈。我把它们小心地码在客货两用车车厢的一边，这样我就有地方去装那1200个过水面包圈（我已定好5点钟内去拉它们）。
经过几个小时必要的休息，我跳进车里，在西贝尔格公司的催促下，装上那些过水面包圈（这时候我的车子闻起来像个面包炉）。然后直奔洛杉矶。已经是周六早上了，我真有些疲惫不堪。5点45分，我把车开进停车场，看到组员们在搭设工作炉、给氦气球充气，设置简易厕所——我们什么都想到了。
我赶紧下车开始往下卸成袋的面包圈和一箱箱的面饼圈。上午7时，停车场门前排起了长队。我们赈施早餐的消息在附近的贫民窟中不胫而走。排队的越来越多，一直延伸到街上，绕了整个街区一圈多。
7点45分时，妇女甚至连小孩也加入就餐的队伍中。他们的盘子中装满了热炸鸡、煮鸡蛋、玉米煎饼、面包圈、面饼圈和其他食品。旁边是一堆堆叠放整齐的衣物。到天黑时，这些衣物都会被领走的。喇叭里响着激动人心的演说：“我们就是世界。”我面前人头攒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肤色，都在尽情享用着早餐。到上午11点，食物发放完毕，总共让1140名无家可归者吃上了早餐。
后来自然而然地，我们工作人员和无家可归者在一片欢欣鼓舞中随着音乐跳起舞来。两个无家可归者来到我身边，说这顿早饭是给他们准备的最好的东西，也是他们参加的第一次没有发生冲突的食物赈济活动，其中一个人紧握住我的手，我的喉咙哽咽着。我们成功了，在不到48小时内为千余名无家可归者提供了食物。这次经历对我影响尤为深远。时至今日，每当人们告诉我说他们想做什么事但又觉得没有把握时，我会在心里说：“是的，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曾那么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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