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中国人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的话题引起了诸多讨论。其实,早在1776年,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已对此问题作过探讨,我们这里作以转述。
斯密指出: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斯密这里的最富显然是指国家的总财富,可用现代经济学术语GDP来代表。根据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份额为22.3%,1820年为32.9%；而整个西欧的GDP总额在1700年占世界GDP的份额为22.5%,与当时的中国相当,1820年则下降到23.6%,远远低于中国的份额。可以说在斯密生活的时代,中国的总财富相当多。
但斯密接着又指出:然而,许久以来,它(指中国)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即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还说: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词。他特别指出: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马可波罗于十三世纪七十年代到达中国,到斯密生活的十八世纪下半叶,其间,中国的人均GDP几乎没有任何增长。
对于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出现长期停滞的状况,斯密也作了分析。归其结论,在于一点:法律(Laws)和制度(Institutions)的原因。斯密在《国富论》中两次提到中国的财富在很久以前已经达到了其法律和制度所允许的最大限度。在斯密眼里,当时中国的法律和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闭关锁国,鄙视对外贸易。第二,行业垄断,缺乏公平竞争。第三,合约执行机制缺乏。斯密指出,一国法律如果不强制人们履行契约,那就是一切借款人所处的地位,和法制修明国家中破产者或信用不好者的地位相差不远。第四,产权保护不足(歧视)。用斯密的话说就是,富者或大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者或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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