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大学里确实学到了什么，那就是诗人菲利普·拉金言之有理：
他们害了你，你爸和你妈。虽然不是故意的，但他们的确害了你。
当时，我生下儿子不久，便重返学校修读临床心理学。
脑中想着孩子，手头却还要准备期末论文，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容易留意到那些论述父母如何害了孩子的研究。
当然，每个人都知道，麻辣老妈和出任学校家长教师联合会主席、每天孩子回家都奉上牛奶与亲手烘焙饼干的妈妈，会培养出完全不同的孩子。
但我们多数人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而在这个区间，很多事情一不小心就会做错。
作为一名妈妈，我很想做对。
但是什么才是“对”呢？带着这个问题，我走进书店，立马眼花缭乱：布莱泽顿、斯波克，还是希尔斯？幼儿中心派、家长中心派，还是合作派？……
我到底该追随哪种理论？
好消息是，至少在英国著名儿科医生、儿童精神学家唐纳德·威尼康特看来，要养育出身心健康的孩子，你不必非得是完美妈咪。用他的话说，只须当一个“过得去的妈妈”就好了。
不过，过去所有研究——从约翰·鲍尔比的“依恋理论”到哈里·哈尔洛的猴子实验——都表明：
如果不能精确解读你的孩子，误解了他们的信号，或者给予他们的爱太少，几十年后，他们就很可能会走进心理治疗诊所（如果有足够的钞票支付这笔帐单），坐在沙发上，靠着一盒纸巾，声泪俱下地回忆着妈妈对他做了什么，爸爸又没做到什么——每周50分钟，有时长达数年。
而作为心理治疗医生，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重新当一回病人的父母，提供一种“矫正性情感经验”，让他们无意中将早期的被伤害感觉移情到我们身上，然后给出不同的回应——与他们童年期所得到的相比，更加体贴、更具共情的回应。
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然后我开始接待病人。
特殊的病人
我头几个病人几乎是教科书上的范本。
当他们诉说不幸童年时，我毫不费力地就能将他们的伤心与成长经历联系起来。
但是很快，我遇到了一个例外，这个姑娘20多岁，聪慧美貌，姑且称她为丽齐。
丽齐有坚实的友情、亲密的家庭，和极度空虚的感觉。她告诉我，之所来咨询，是因为她“就是不快活”。
她还说，令人沮丧的是，她找不出来自己到底是对什么不满。
她说她有一对“棒极了”的父母，两个出色的手足，支持她的朋友，极佳的教育，很酷的工作，健康的身体，漂亮的房子。
她的家族史上没有抑郁症或焦虑症病人。
那为什么她老是失眠呢？为什么她总是犹疑不定、怕犯错误、无法坚持自己的选择呢？为什么她认为自己不像父母一直评价的那样“惊人”、觉得“心中总有一个空洞”呢？为什么她描述自己感觉“飘忽不定”呢？
我被难住了。
这个案例里没有漠不关心的父亲、求全责备的母亲和其他放任自流、爱贬低人、杂乱无章的照料者，问题出在哪里？
当我试图弄明白时，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类似的病人越来越多。我的沙发上坐满了二三十岁的成年人，自述患上忧郁和焦虑，很难选择或专注于某个令人满足的职业走向，不能维持良好的“亲密”关系，有种空虚感或缺乏目标感——但他们的爹妈无可指摘。
恰恰相反，这些病人都说到他们是多么“崇拜”父母，说父母是自己在这世上“最贴心的朋友”，从来都是有求必应，甚至出钱让他们来接受心理治疗（当然也在替他们付房租和汽车保险），这让他们既愧疚又困惑。
毕竟，他们最大的抱怨就是无可抱怨！
起初我很怀疑这些人的陈述。
童年一般都不完美，那么，如果他们的童年很完美，为何会如此迷茫、不自信？这跟我学过的知识背道而驰。
他们真的拥有关爱备至的父母，给他们“发现自己”的自由，鼓励他们想做什么都行，接送他们上学放学，陪他们做作业，当他们在学校受欺凌或孤立时出手相助，在他们为数学发愁时及时请家教，看到他们对吉他表现出一丝兴趣就掏钱让他们上音乐课（丧失兴趣时又允许他们放弃），当他们违规时跟他们谈心，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惩罚（运用“逻辑后果”来替代惩罚）。
一句话，这些父母很“体贴”，投入地引导我的病人们顺利通过童年的种种考验和磨难。
作为一个力不从心的妈妈，我常会在听病人陈述时，暗自奇怪这些伟大的父母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直到有一天，另一个问题浮现在我脑海：这些父母是否做得太多了？
是啊，我，还有无数同样的人，都在努力地做好父母，就是为了今后我们的孩子不至于沦落到心理医生的沙发上，而我正在目睹这种养育手段的血肉后果。
为了给孩子提供正确的养育，我们拼尽全力、精疲力竭，而他们长大之后却坐在我们的办公室里，诉说他们感觉空虚、迷惑、焦虑。
我读博士时，学院里的临床焦点在于缺乏父母体贴如何影响孩子，谁都没有想到问一问，如果父母过度体贴的话，这些孩子又如何呢？
过度保护剥夺幸福感
在美国，育儿一直是个争议话题，因为风险太大，而各派学说难有定论。
在不同门派之间，一直剑拔弩张：亲密育儿派VS严格教导派，儿童中心派VS家长中心派，社会风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不过，即便在推崇“别过多拥抱你的孩子”的20年代（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约翰～华生在其著名育儿指南里写道“当你身不由己地想爱抚孩子时，记住母爱是一件危险的工具。”），所有育儿法的根本目的是一样的：将孩子培养为有生产能力的、幸福的成年人。
我的父母希望我幸福，我祖父母也希望我父母幸福。不过，近年来出现的变化则是：人们对幸福的看法和定义不同了。
如今，光是幸福还不够，你得更幸福。
美国梦以及对幸福的追求已经从“寻求大致满足”变异为“你必须任何时候、各个方面都幸福”。
“我幸福，”格雷琴·鲁宾在畅销书《幸福工程》中写道：“但我还应该更幸福。”这种追寻已经风靡全美，变成一场举国运动。
那她到底应该幸福到什么程度？鲁宾也不确定。
听上去她和我一些病人的情况完全一样：拥有绝佳的父母，“高大、黝黑、英俊”（并富有）的丈夫，两个健康可爱的孩子，一大帮朋友，在上东区买了豪宅，耶鲁大学法学学位和成功的自由撰稿事业……
尽管如此，鲁宾仍不满意，“似乎缺了点什么”。
为了消解“忧郁、不安、低落和四散的内疚”，她开始了一段“幸福旅程”：列出行动清单，每周一买3本新杂志，不断收拾衣橱。
在付出整整一年努力之后，鲁宾承认她仍在挣扎。她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让自己更不幸福了。”接着她揭示了所谓“成年的奥秘”之一：“幸福并不总让你感到幸福。”
现代社会学研究支持了她的说法。
“幸福作为生活的副产品，是很棒的一个东西，”斯沃斯莫尔学院社会学教授巴里·施瓦兹说，“但把幸福作为目标来追求，只会导致灾难。”
而现代很多父母正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这个目标，却适得其反。我和同事由此开始怀疑：会不会是父母在孩子小时过于保护他们，避免让他们不幸福，才剥夺了他们成年后的幸福感呢？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医生保罗·波恩说，答案可能是肯定的。在临床实践中，波恩发现很多父母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孩子体验到哪怕一丁点的不适、焦虑或者失望。
当孩子长大，面对正常的挫折，就以为事情严重出错了。
他说：当学步儿在公园里被石头绊到，刚刚倒地，还没来得及哭呢，一些父母就会飞扑过来，抱起孩子，开始安慰。
这事实上剥夺了孩子的安全感——不仅在游乐场，而且在生活中。
如果你不让孩子体验那刹那间的困惑，给她一点时间，让她明白发生了什么（“噢，我跌倒了”），让她先把握跌倒的挫折感，并且试图自己爬起来，她就不会知道难受是什么感觉，以后在生活中遇到麻烦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这些孩子上大学时，会因为最小的麻烦发短信给父母求救，而不会自己找办法解决问题。
假如，当孩子被石头绊倒，父母允许她自己恢复一秒钟，再去安抚她的话，孩子就学习到：“刚才有一秒钟挺吓人的，但我现在没事儿了。如果有不快的事情发生，我能自己摆平。”
波恩说，多数情况下，孩子会自己应付得很好，但很多父母永远弄不懂这一点，因为他们忙于在孩子不需要保护时过早伸出援手。
这让我回忆起自己当儿子在沙坑里摔倒时一个箭步冲上前。
回忆起儿子四岁时，我一个朋友死于癌症，我当时第一想法是：不能告诉他。
毕竟他都不知道她病了（有次他注意到她戴着顶头巾，问我她是不是正统派犹太教徒，我胆怯地说“不是，她就是喜欢头巾”。）我知道他可能会注意到我们不再去探望她了，但我读过的所有育儿书都说，得知亲友的死讯对于孩子来说太可怕了，所以，在不说谎的情况下（我们这些明理的、体贴的家长可不能对孩子撒谎啊），我只好给这个不幸的消息裹上一层保护衣，同时知道这层保护衣挡不住儿子那折磨人的“为什么”。
最终，我把真相告诉了儿子。
他问了很多问题，但并未因为震惊而昏倒。
总之，用波恩的话说，我对儿子的信任让他更加信任我，并最终更有安全感。
通过告知他这件事，我传达了一个信息：我相信他可以忍受悲伤和焦虑，而我会在一旁帮助他度过难关。
如果不告诉他，则传达了另外一种信息：我觉得他处理不了难受。而这正是很多成人每天以隐含的方式向孩子传达的信息。
哈佛大学讲师、儿童心理学家丹·肯德隆表示，如果孩子不曾体验痛苦的感觉，就无法发展“心理上的免疫力”。
这就像身体免疫系统发育的过程，”他解释说，“你得让孩子接触病原体，不然身体不知如何应对进攻。孩子也需要接触挫折、失败和挣扎。我认识这样的父母：一旦孩子没有入选棒球队或者在全校演出里获得角色，他们就给学校打电话抱怨。还有一个孩子，说他不喜欢跟他一起乘车上学的另外一个孩子，而父母没有让孩子学会如何容忍他人，却干脆亲自开车送孩子上学。这些孩子直到青春期都没有体验过任何困苦。所谓文明，就是学会适应不够完美的情况，但父母常常遇到不快即刻出手，为孩子铺平道路。
洛杉矶临床心理师温迪·莫格尔，10年前出版了《放下孩子》一书后，成为美国多所学校的顾问。
她告诉我，过去几年间，大学招生部主任们汇报，现在“茶杯”式新生越来越多———他们是如此脆弱，稍稍碰壁，就有可能碎掉。
“父母出于好意，在其整个童年期替他们消化掉了所有的忧虑，”莫格尔评论说，“结果他们长大后不知如何面对挫折。”
无私与自私
这也许就是丽齐那样的病人最终会出现在心理医生面前的原因。
“即便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父母，你还是会经历不那么开心的时光，”洛杉矶家庭心理师杰夫·布卢姆说，“一个孩子应该体验正常的焦虑，才会有适应性。如果我们希望孩子长大后更加独立，就应该每天为他们将来的离开做好准备。”
一个莫大的“如果”。
布卢姆相信，我们很多人根本舍不得孩子离开，因为我们依赖他们来填补自己生活中的感情空洞。
不错，我们在孩子身上付出了无数时间、精力和财富，但那是为了谁？
“我们把自己的需要和孩子的需要混淆了，并认为这是最佳育儿之道，”布卢姆说着叹了一口气。我问他为什么叹气，他解释道，
目睹这种现象令人伤感。我曾无数次告诉家长，他们因为自身的心理问题而在孩子的感受上投入过多关注。如果一个心理医生告诉你——你需要在孩子身上少花精力的话，你应该知道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去年十月，在为《纽约时报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路易斯安那州一名妈妈瑞内·巴彻描述了送女儿去美国东北部上大学后她的空虚感。
巴彻本来想从其他身为人母的朋友那里得到一些安慰，没想到人家正忙着给孩子的大学宿舍买冰箱，或者冲回家帮助中学生孩子关电脑。
于是巴彻也不时去女儿宿舍，找各种借口挑剔女儿的寓友，以帮忙搬家为由待上很久，开始她辩解说是为了女儿好，但最终承认：“人家所说的‘直升机父母’就是我这种人。”
巴彻这样的妈妈并不罕见。
莫格尔说，每年开学时，父母们赖在校园里不走，大学管理者不得不动用各种招数“驱赶”新生父母。
芝加哥大学在开学典礼结尾时加了一曲风笛演奏——第一曲带领新生到下一个活动场合，第二曲意在把家长从孩子身边赶开。
佛蒙特大学聘用了“家长驱逐员”，专门负责把紧跟不放的家长挡在门外。
很多学校还指定了非正式的“家长接待院长”，专门对付难缠的成年人。
近几年有很多文章探讨为什么那么多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拒绝长大，但问题往往不在于孩子拒绝分离和个体化，而在于父母阻挠他们这样做。
“被爱和被时时监控之间是有区别的，”丹·肯德隆说。他承认甚至连他自己都在纠结当中。“我马上就变成空巢家长了，”他说。
有时我都想把孩子的大学申请表给烧了，这样我就有人陪伴了。我们的社区比以前小了——我们成年后几乎与世隔绝，更多的人离婚——我们真心想与孩子相处更多时光。我们渴望甚至有赖于他们把我们当成知己，而不是仅仅要他们感念我们。我们每天和孩子互发多条短信，如果错过了短信就会怅然若失。所以当孩子为小事求我们帮忙时，我们不但不生气，反而鼓励他们这样做。
繁忙的工作加剧了这种现象。“如果你每天只能跟孩子相处20分钟的话，”肯德隆问，
你是想因为他没收拾好房间而跟他拌嘴、让他生气呢，还是一起玩儿个游戏？我们不再给孩子立规矩了，因为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时刻喜欢我们，尽管有时侯让他们受不了我们其实对他们来说更健康。
肯德隆还观察到，由于我们比祖辈生的孩子更少，每个孩子都变得更加珍贵。
与此同时，我们从孩子身上索求的也更多——更多陪伴，更多成就，更多幸福，在此过程中，无私（让孩子幸福）与自私（让我们自己高兴）界限越来越模糊。
“我们希望孩子过着我们心目中的幸福生活———做一个幸福的银行家，幸福的外科医生，”巴里·施瓦兹说，尽管那些职业“不一定让人幸福”。
至少对于一部分父母来说，如果孩子在沃尔玛当收银员，他们不会那么高兴，哪怕孩子脸上每天都挂着笑容。
“他们高兴，但我们不高兴。”施瓦兹说，
尽管我们说对孩子最大的期望就是他们幸福，我们会竭尽所能帮他们获得幸福，但父母的幸福该终于何处，孩子的幸福该始于何处，我们并不清楚。
施瓦兹的话令我回忆起和一名夏令营营长的对话。她当时在对我介绍我儿子那个年龄组的活动，当说到篮球、T-ball、足球等时，她飞快地说，“当然都是非竞赛性的，我们不鼓励竞赛。”
我忍不住笑起来，竞赛原来是洪水猛兽啊，孩子们避之惟恐不及。
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看，这是不是家长们化解自己竞争天性的手段呢？
我们采纳的其实是“鱼和熊掌兼得”的态度：既渴望孩子取得高成就，同时又不要他们付出取得那种成就所必须的牺牲和挣扎。
温迪·莫格尔说，在她接触的家长中，有不少人为了孩子能在家庭作业上多花时间，连最基本简单的家务事都不让孩子做。
这些家长到底是太放纵了（不用做家务），还是太狠心了（教导孩子好成绩比做一名负责任的家庭成员更重要）？
莫格尔和肯德隆同意，无论表面形式如何——偏执于快乐还是偏执于成就——家长的过分投入都是在制造自恋的一代，这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是伤害。
选择与安全感
讽刺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自信与一个人将来会否开心关系不大，特别是当自信心来自不停的宽容和表扬，而不是来自真正的成就时。
琼·图文齐说，研究表明，能预示一个人将来是否充实和成功的是坚定性、适应性和接受现实检验的能力，具备了这些品性，人们才能顺利过日子。
但是现在，很多孩子没有机会学习这些品性。
幼儿园老师简对此深有感受，她举例说，一位母亲送孩子来上学，她忙着签到时，孩子跑到一边玩，跟另一个孩子发生了冲突。她的孩子先拿到了卡车，但另一个孩子把它抢走了。
两人争吵了一会儿，那个孩子拿了一辆旧卡车扔给她的孩子。
她的孩子看到取胜无望，也就接受了这种安排。但妈妈不干了，跑过去讲道理，说“这不公平”，要求那个孩子把卡车还回来。
“你看，孩子本来没事了，她的孩子很有适应性，但她破坏了这一切。我们的确教孩子不要抢玩具，但这种事时有发生，孩子需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另外一位从教17年的幼儿园老师则说，这些年来，父母越来越多地干涉到孩子的成长之路。“入学之后，孩子会意识到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这对他们来说是有好处的。
“因为在某些时候，别人的感受的确比他们的更重要。”这位老师还说，还有很多父母，自以为设定了限制，事实上却没有。当孩子缠着要买冰淇淋，家长先是拒绝，几经谈判后却让了步。
“每年都有家长找到我，问‘为什么孩子不听我的话？为什么她不能接受拒绝？’我会说，‘孩子之所以不能接受拒绝，是因为你们从来不拒绝。’”
巴里·施瓦兹认为，那些充满爱意的父母每天给孩子很多选择，结果却出乎意料。“我们这个时代的理念是：有选择是好的，选择越多越好，”他说，“但这不是事实。”
当选择更少时，孩子更有安全感，更不焦虑。较少的选择帮助他们专注于某事，这正是日后生活所需要的。“
研究显示，专注于某项工作给人更大满足感，那些总是面对很多选择的人常常落在后面，”施瓦兹告诉我，“我的意思不是说别让孩子尝试各种兴趣或者活动，而是应该理性地给予他们选择。很多父母告诉孩子，‘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可以随时退出，如果不是百分之百感兴趣，可以去尝试其他。’
那么，当他们长大后以同样的方式生活，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他在斯莫沃斯大学毕业班的学生身上看到了同样的现象。
他们不能忍受这样的想法：选择一种兴趣或者机会就要放弃其他，所以他们花费多年，希望能找到完美答案。他们没弄明白，他们应该寻找‘过得去’的答案，而不是完美答案。
而当我们给孩子提供无数选择的同时，就向他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他们有资格过完美生活。
恰如哈佛心理学家丹·肯德隆所言：“当他们感觉不爽，就会有另外一种选择摆在面前。”
莫吉尔说得更坦率：父母用丰富的选择造就了焦虑而又有优越感的孩子，她称之为“残废的皇族”。
作为一名母亲，我对此再熟悉不过。我从来不对儿子说：“这是你的烤奶酪三明治，”而是说：“你想吃烤奶酪还是鱼条？”周六我会说，“你想去公园还是去沙滩？”
和许多父母一样，我一直以为给孩子多种选择可以培养他们的力量感，让他们觉得自己更有控制力。
但施瓦兹的研究表明，太多选择可能会使人更加沮丧，更加失去控制。
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还记得自己那天走进书店，看见那么多育儿书籍时，所感受到的压迫感和焦虑感。
如果选择不是那么多，事情将变得更加简单———特别是在根本没有完美育儿法的情况下。
父母的焦虑之下潜藏着一种信仰，那就是：如果我们做对了，孩子不仅会成长为快乐的大人，而且会成为让我们快乐的成年人。
这是一种误会，养育虽然重要，却不能胜过天性，而且不同的养育方式适用于不同的孩子。
我们可以让孩子接触艺术，但不能教给他们创意；我们可以保护他们免受下流同窗、糟糕成绩等各种因素的伤害，但在人生中他们总会遇到不快。
事实上，在不遗余力为他们提供完美童年的时候，我们让孩子的成长变得更加艰难。
就像温迪·莫吉尔说的：“孩子不是我们的作品。”
热门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