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你要说一点什么东西却没想好怎么开头，通常可以先谈谈天气。七月，北京下着连绵的雨，我出门不多，又懒得买伞，有一个晚上终于被雨困住。当时我从超市出来，提着两桶可乐，风呼啦啦吹过来，雨就跟着下来了，然后是几道闪电。雨点很大，打到可乐瓶上都发响，我以为我跑得快，但刚一冲刺，就掉了一只拖鞋。我拎着可乐，单脚跳回去，借着远处打来的车灯，找到拖鞋。小区里的行人发出叫喊，慌乱里带着一点受虐者的贱贱的兴奋。我看到路边一处房檐，躲了进去。路上转眼就积了水，雨转瞬更大，打在地上起了泡。在房檐下，看着触手可及的雨，我两手空空，和两桶可乐并排站在一起，就像站在了世界之外的某处，我想雨快停，又想雨不停。
正是这时，王瑞鑫发来短信。他就说了一句话：你最近在干什么？
王瑞鑫是我高中的同学，严格说是校友，我们同级不同班，毕业以后，总共就见过三两回。从零散的消息里，我知道他也在北京。我收起手机，没回他——我们已经几年没见，我不知道应该回答得具体一点，还是敷衍一点。印象里他是个热情的人，他乡遇故知，我们可能会讨论到见面喝一杯这种有些仪式感的事情。对此我有顾虑——时间自有其威力，旧朋友见面，相谈甚欢的情况很少，更常见的是，在饭桌上，每个人顾左右而言他，一席饭吃完，就此成了路人。
雨下了十几二十分钟。回到家，我想了想，回复他：我来北京了，在一个叫常营的地方。他有点兴奋，连发来几条信息，说了他的情况，他住在西红门，在一个建筑公司上班。最后一条信息是个问句：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多年不联系的人，通常不会这么提问。但王瑞鑫很多年前就这样。我放了心，就拨了他的电话，我们闲扯几句，约定第二天下午见面。电话里他还说，刚写完一部长篇小说。挂了电话，我就收到他的邮件，打开文档，看了开头，拉到末页，字数显示是14万。
二
2006年，我在高三的自习课上第一次见到王瑞鑫。当时是晚上，一排排灯管辛苦地打在教室上空，小部分人悉悉索索，大部分人埋头做题，整个世界安详无聊。一个学生推开教室门，快步走上讲台，拿黑板擦敲了一下讲桌，用普通话说：“打扰一下。”学生们抬起头，讲台上的人紧张又郑重，语速快，十几秒的时间说了一堆话，大意是传达一个通知，影评班的上课时间安排之类。说完他快步走下讲台，推门而出。
影评班是艺考班的一种，那一年作为新事物出现。经过老师几番动员，高三每个班都有几个人报名，组成临时的影评班，学一些影视理论的课程，高考前参加艺术考试。在本县，艺术大都作为工具而存在，是升学路径之一种，学生用来谋取一所大学，学校则谋取更高的升学率。加入影评班的学生，自然也大都学业吃力，甚至升学无望。王瑞鑫是个例外，他的加入带有更多热爱艺术的成分，因为成绩本就不错，也就成了影评班的班长。当时大家没有手机，影评班的学生星散在全校二十多个高考班里，王瑞鑫就挨个教室走一遍，传达上课通知。
第一次出现后又过几天，还是一个晚自习，王瑞鑫再次推开教室门，走上讲台，拿起黑板擦，说：“打扰一下。”
众人认出了他，画面重演带来喜剧效果，教室里哄然笑起来。王瑞鑫却不笑，像个播报员，语速仍旧快，像上次一样，说了一堆话，中间没逗号，说完推门而去。到第三次在教室出现，王瑞鑫还没走上讲台，教室里就哄笑了。此后一两个月的晚自习课，他总是隔三差五地溜进每间高三的教室，走上讲台，轻车熟路，提供隐秘的欢腾，随后消失在夜色里。
在本县，父辈们总是充满灵感，他们尽其所能，仿佛只为了让我们早早明白，万事万物都该划分等级。高一入校，以中考成绩从高到低，班级就分成了三类：实验班、重点班、普通班。苹果在超市里上架时，遭遇也差不多。师长们乐于描述世界的残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类说辞，总之，人生拥有超市一般的秩序，唯一的秘诀就是玩命做题，别无他法。
我的问题是只在体育课上兴奋，结果自然成为学业上的边缘分子。边缘分子们的特征之一，就是在自习课上无所事事悉悉索索，热爱晚自习的停电，期待学校发生爆炸，拥抱一切打破平静的事物。我们欢迎王瑞鑫，像苹果欢迎一条虫子。我记住了他。
但和他真正认识已经是毕业前后。大概是填报志愿时，或者更晚，在学校门口，一个朋友拉住我俩，热情地作了介绍，传递出的大概意思是，啊，大家都是文人，早该认识。王瑞鑫靠墙站着，对我点头笑，说他看过我的博客。我笑着回应他，以示相见恨晚之意。
那时我已经开始写QQ空间，并在学校拥有一些固定读者，具体数量未知，但想来不超过二十个。我笔耕不辍，更新速度比模拟考试更频繁，看着边缘分子们热情洋溢的评论，我觉得，我大概已经进入文坛。自习课上，我铺开本该演算立体几何的草稿纸，写下标题，列出提纲，周末去了网吧，坐一个下午，对着提纲，文思泉涌。我到底写了些什么？翻来覆去，大概就是一句话，上学真是一件无聊透顶的事情。我只局限在短篇，后来才知道，王瑞鑫那时已经写了超过十万字的一个长篇。少年们体力不太行，我的最高纪录是写五千字。对于能写出十万字的人，我充满敬畏。
三
第二天下午，天还是阴的，我坐了地铁，换乘二十多站，如约到了西红门。王瑞鑫在出口的商场里等我。他的样子没什么变化，好像更高了，一米八三，仍然瘦，戴眼镜，穿一件T恤，下摆塞进了裤腰，腰带崩得紧，牛仔裤下面是一双皮鞋。我们买了两瓶绿茶，走出商场。商场外是几个工地，王瑞鑫的办公室在其中一个。影评班没读下去，艺考失败，他继续复读，大学考了土木工程，去了沈阳，毕业来了北京一家建筑公司，跟着工程，换了两个工地，负责项目投标。
工地由蓝色的预制板包围着，我们沿着小路走进去，钻进蓝色板房，像虫子钻进苹果。办公室是临时建筑，踩在楼梯上噔噔作响。走进一间会议室，王瑞鑫关了门，我们面对面坐下，拧开绿茶，聊起天来。他郑重地说，自己这几年变化很大，人生快规划清楚了。
结婚是他规划中重要的一步，上个月他订了婚。“老婆是东北的，她懂我的小说，也能给我提出意见，有些地方我写的不合适，她看了，也能改一下，改得还不错，她还把我的小说拿给她爸爸看。现在我们异地，周末我就坐火车过去，我挺喜欢去他们家。周五晚上我坐火车，十点多上车，睡一觉，第二天上午到沈阳，星期天晚上坐车回来，周一接着上班。就是路费比较贵，来回四百多块。”
他直视着我，讲他的规划，“异地太累了，北京又不好呆，正好她要读博士，我也支持她，我们找了宜昌的学校，准备过去定居。不过，钱还有点紧张，现在这个公司虽然无聊，但是工资还行，主要是年终奖，有四五万，我能攒下钱来，准备干到年底辞职，拿了钱再走。”
他告诉我，投标工作很累，他全国到处跑，去过了十几二十个城市出差，但去年有几个月，他仍然完成了最新的小说。那几个月，晚上忙完工作，他先睡一会儿，起来洗个澡，趴在桌前写四个小时，天亮前才睡，一晚上写两千字，有了现在的长篇。最近几个月，他一直在投稿，但回音杳杳，新近认识一个出版社编辑，吃过了饭，但也是一拖再拖，没给他准话，这让他心烦，也有些不安。他觉得不能再等，理由是距离三十岁没剩几年时间了。
“出版了小说干什么？”我问他。
“当个作家吧。我觉得应该会有机会。名气很重要。小说不能不出，我一直要出的。但是编辑一直拖着，我觉得没信心了。编辑其实赚钱很少，一本书，提成也就几千块钱，我最近想请他吃个饭，我想干脆我给他几千块钱，帮我快点出了。你那边有什么资源吗？”他说话时坐着不动，有时看看窗外，更多时候直视我，语速仍然很快，最后问我：“你怎么规划的，要留在北京吗？”
这个问题我答不了。我没什么规划，也不知道会不会留在北京，但我不愿敷衍他，想给他个确切的答案，但想了几下，又给不出来，就喝口水，摇摇头说：“我还没想清楚，也不知道接下来干什么。”他笑了起来，又立即收住笑容，好像怕伤害到我，沉吟一下，说：“你想过结婚的事情没？我以前不知道。但是想到结婚以后，我整个人就变清楚了，以前我和我妈关系不好，你知道的，但是有了女朋友，准备结婚了，关系固定下来，很多事情都利索了。我以前和我妈没法交流，现在多了个女人，反而容易沟通了。女人和女人就是好沟通，一件事情，我说怎么都说不清楚，她们就能解决。她们关系也不错。我觉得好。真的好。”
他眼里有神采，自己笑了两声，好像肯定了自己，又好像在自嘲。他连说了一堆话，我感受到他的愉悦，为他高兴，觉得应该说些什么，但仍无从开口，我好像噎住，只能回应他一个笑。他得到回应，继续讲：“我最近戒烟了，也戒酒了，为了生孩子。我们想十月要孩子。有阵子我抽烟很多，有瘾了，不过说戒就戒了。什么事情都好说，我觉得规划得都很清楚。就是小说是个变数，我辞职了可能也去读书，不过还没想清楚，但是小说得出。”
我们又聊起高中。他谈到不久前参加的一次同学聚餐，班主任先入座了，一个同学第二个坐过去，郑重表示自己是班干部，所以应该坐在老师旁边。说到这，王瑞鑫笑起来，少有地面露鄙夷，“你说是不是有病，都这么多年了，不知道他们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我大学里也进学生会了，但我没变成他们那样，我就是无聊，想玩，最后觉得真没意思。反正我没变得恶心。但也有点帮助，我经常主持点什么，练了口才，我可以对着一屋子里一直说，所以现在让我来做投标，其实投标大部分没真事儿，一半一半吧，很多工程都打招呼了，我就是去做做样子。但是话说回来，北京已经算是好的了，可能是全国最好的。”
临去吃饭前，我们聊到以前的同学。我们各有十几个同学在北京，但大都不怎么联系。我不以为意，总结说：“就只是同学而已，当年不小心坐在一个教室里，后来不小心都来了北京，其实根本没多少话说，没联系就对了。”
但王瑞鑫没接我的话，他往空气里看了一眼，说：“因为都很忙吧，不容易，都忙着好好混，想混好。”
要好好混，要混好——在本县，父辈师长早就要求，我们应该这样期许自己。混得好的标准不一而足，但能去了大城市，大体上就是混得好的标准之一。有一天，我的班主任打印了一篇网帖，在自习课上一字一句读完。那帖子当时在网上传播甚广，标题是“我奋斗了十八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班主任读得激动，劝慰众生，同学们努力吧奋斗吧，往高处去，去城市，去上海，去北京。
每隔一段时间，我都梦见考试，整张试卷不会做，徒然惊醒。毕业早就过去了，但考试看起来从没结束。以前是在教室里做题，现在是努力地“混”。本县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生一直有个排名，就像每次考试的成绩，天道酬勤，北京到底意味着什么？大概就是排名领先的某种元素。
多年过去，有些人终于到了城市。其中一个是我的同桌，为了找工作，他毕业前又运动又节食，从二百多斤减到一百多斤，得偿所愿，进了国企，解决了户口，第二个目标是找个老婆，举案齐眉，安居乐业。毕业时，我同桌在同学录上给人签名，理想一栏填着：给日月填词，给星辰写歌。但现在，我提到这茬，他却不太愿意接话，只是坐在沙发里说，客户太烦了，像蛆虫一样，排着队，往我身上爬。
四
在西红门地铁站附近，我们吃了饭，王瑞鑫晚上要出差，回宿舍换衣服。为了节约房租，他住在职工宿舍，一百平米出头的房子，住了十五个人，走进去，大学宿舍的味道迎面而来，我觉得有些陌生，但坐了一会儿，又觉得一切都对。王瑞鑫的床铺靠窗，他跟我介绍，他的床位最好，不仅独占了一面窗，还有两个床头柜可用。我在屋里走来走去，偶尔踩到扔在地上的袜子。
王瑞鑫收拾了背包，擦了擦皮鞋，把T恤掖进腰带，对着镜子整了整头发，提了两袋项目宣传册，随后出门。我们穿过马路，又穿过一个小区，进了西红门地铁站。在地铁里，我们又谈到他的小说。见面前，我草草浏览，小说标题是《我渡》从大学时期写起，文章的主角叫王睿，仍带着半自传色彩，去年写完，今年五月改了一遍。他告诉我，觉得不行，还要再改。
“无论如何我得抓紧把小说出版了。”分手前，王瑞鑫又念叨一遍。
“如果一直出版不了呢？”我问他。
“得有个结果，不然我就没信心了。”
地铁不停往前走，一站接一站，车门打开，车门关上，像中学里一节又一节的课，上课铃接着下课铃。万事似乎都得有个确切的结果，让人听见，让人看到，自己才能走下去，好比一张试卷做完了，总要看个得分。
在北京南站，王瑞鑫下了车，去坐高铁。我们约好过段时间再谈小说。地铁车门打开又关上，隔着玻璃，我们摆手告别。
此后几天，北京没怎么下雨。天又闷热了，小区上空回荡着蝉鸣。我路过躲雨的房檐，想起了接到王瑞鑫短信的那个雨天。在北京，我们有十几个同学，当年恰好坐在一个教室里，现在恰好来了北京。但是大家少有联系。我觉得不联系是对的，又觉得哪里不对，就像我躲在房檐下，希望雨赶快停，又想雨一直下个没完。按照本县古往今来的原则，大雨再怎么滂沱，人也该撑着伞，一直往前走。可我又想，倒不如找到世界之外的某处，只和两桶可乐站在一起，不发一言，只听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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