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还在上学前班，每天的作业是写满一页田字格。老师会给作业打上一个具体的分数，我总能拿到七八十分。我没想过老师给一页汉字评分的标准是什么，也不知道78分和84分的差别在哪里。我不关心别的小朋友得了几分，甚至不会对比自己每天的分数是涨是跌。对于“七八十分”这个水平，我当时的理解是：它很高，虽然不是100分，但也占到了100分的大多数。我总是兴高采烈地告诉妈妈：我今天又拿了高分！
对于我的志得意满，妈妈却很少给出积极回应。终于有一天，她兜头泼了我一盆冷水：“你才拿七十几分，高兴什么？你看看别人家小孩……”
我愣住了，心想：“我虽然得分没别人家小孩高，但也并不低啊。”——但这句话我始终没说出来。
从那天起，我的世界改变了。在那天之前，我要对自己满意，只须达到自己的标准就行。在那天之后，我开始知道世间有另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在无数人与人的比较当中自然形成，客观中立，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在这样强大的客观标准面前，“我自己的标准”一文不值，永久失效。
一开始还是比较顺利的。作为小学时代的优等生，我没太为这种达标比赛担心过。但我妈依然对我十分不满，因为我总是鬼使神差般的，拿不到100分。这种不满在我六年级那年达到了顶峰：小升初的竞争那么激烈，满分300，得考到290分以上才有进省重点的把握。全班第五第六这种名次实在让家长睡不着觉。然而我每次数学考试，总是95、96、97、98……连99.5都考过两次。
但就是考不了100分。
没有任何一分是因为“不会”而丢掉的。一张卷子，密密麻麻，总有某个地方我会粗心失分。我至今记得，有一张99.5的卷子，我因为忘了在解题之初写一个“解”字，而被扣掉0.5分。—如果是在小升初的考场上，这可能导致我与省重点失之交臂。
妈妈那么希望我考100分，我也完全有能力考100分，每次我都能无限接近100分，但就是没一次真的考到100分。
这看起来像是故意。
事实并非如此，我从未故意做错过任何一题。但另一方面，我也确实无法在考试中提起精神、集中注意力。早早做完了卷子，就趴着发呆，绝不会检查一遍。我当然也“想”考个100分，但只是想想而已。学前班时代那个无论拿多少分都对自己很满意的卢十四，本质上似乎从未改变过。
为这件事，我妈骂过我无数次。甚至有一次，我考了96分，我妈抄起一根长竹竿打我，将竹竿打断了两节。我同学看到之后，赶紧跑去告诉老师：“卢十四要被他妈打死了。”老师匆忙赶下楼来制止了我妈。现在想来，我妈在打骂背后，是一片束手无策：她有办法让我做习题，背课文，记单词，晚睡早起，不看电视。但她无法替我考试，无法让我提起精神去追逐100分。
在一次痛骂中，我妈问我：“你到底有没有自尊心？”
这个问题实在难以回答。我当然不能说自己没有自尊心。但如果我说有，那么她接下来一个问题必定是：“那么你的自尊心体现在哪里？”—是啊，如果我真的有自尊心，为什么不努力考100分呢？学前班时代我就说不出口的那个回答，如今自然更加说不出口：“我虽然没考100分，但也并不低啊。”
但我当时考虑的并不是如何给出一个机巧的答案。这个问题真的刺痛我了，我扪心自问：在考试的时候，我总是那么惫懒，完全没想过“自尊”这回事。但每当挨骂时，我又确确实实羞愧难当。最终我的回答是这样的：“你骂我的时候，我就有自尊心。”
这个回答代表着我当时全部力所能及的反思，以及毫无保留的坦诚。这个回答换回的是一个大耳光，因为它听起来是那么无耻，能给出这种答案的人分明已经毫无自尊心可言。
现在想来，当一个人沦落到被质问“有没有自尊心”的境地时，他的自尊确实已经被彻底践踏了。那一年当中，我屡屡冲击100分而不得，反而是接连考出两个六十多分，实在是前所未有。在这两张试卷中，我魂不附体，做错了全部四则运算。
六年级终于结束了。在这一年中，我收获了一双近视眼、达到肥胖标准的体重，以及足以考上省重点的291分—我整个六年级只考出过三次100分，其中两次留给了小升初考场上的数学和英语。
这对小学时代而言是一个戏剧化的结尾，但对整个人生而言只是短暂的幸免。每个阶段、每种境遇，都有不同的“客观标准”悬在头顶，一时达标不要着急，总有你不能达标的时候。
我有一位小学同学，成绩绝佳，每次考试都是100分，乃是我妈口中“别人家的孩子”的常客。到了初中，她和我一个班，第一次考试，她只考了九十多分。此后虽然她依然成绩优秀，但我知道，她已经不能再达到“那个”标准了。
我还有位高中同学，和我关系很好。他一直稳居班级前十名。我曾一度幻想：如果我能有他那样的成绩，肯定再也不会被爸妈骂了。直到大二寒假，我去武大找他玩，他给我看了他高中时代的日记。那日记本里通篇苦闷，讲述他如何在考到全班第六之后，被他爸妈痛骂为何总也考不进前三——那一刻，我心都凉了。我意识到自己之前的想法多么可笑：他妈骂他的方式和我妈一模一样。他全班第六，我全班第十六，并没有区别。
“我不想考100分，我不想考前三，我不想达标，我不想让你们满意，我觉得我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我已经对自己满意了。”—哦不，怎么能这样说？怎么能这样想？怎么能这样做？你还有自尊心吗？在很长时间里，我已经自觉地为这种想法感到惭愧，羞于承认。第一次听衣湿乐队的那首《放了我》，我被一句歌词震惊了：“但是我不想有啥子出息。”
这难道不是严重的思想不端正吗？诉说青少年苦闷的文艺作品那么多，那些苦闷的少年总是说“我有我的追求”，“他们不理解我的理想”……
总之，那个少年可以不认同别人强加给他的理想，但必须要有一个其他理想—“教练我想打篮球”也好，“我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也罢。这个“其他理想”可以离经叛道，但必须和他所拒绝的那个理想同等远大、同等有出息。唯其如此，他的反叛才能够显得理直气壮，有资格分庭抗礼。
但衣湿居然说“我不想有出息”，既不接受别人的理想，也没有自己的理想。这样的自甘堕落，即便是文艺作品里的叛逆少年，也不好意思说出口吧？
“我不想有出息”，这句歌词时不时萦绕在我耳边，总是让我既羞耻，又兴奋。当年妈妈问我“有没有自尊心”，我无言以对。而如今，每当生活中出现类似的责问，我都在心中默默回答一句：“没有”。
“你有自尊心吗？”——没有。
“你有上进心吗？”——没有。
“你有责任心吗？”——没有。
“你有担当吗？”——没有。
“你是男人吗？”——不是。
“你到底想不想有出息？”——不想。
这些责问是羞辱，一旦你因此感到羞耻，你就输了。这些责问是圈套，一旦你对这些问题加以承认，对方就会要求你给出与之相符的表现。这就像《万万没想到》里的情节：“我叫你的名字你敢答应吗？”——答应了就会被吸进钵里去。但如果你答一声：“不敢。”责问者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咦？你不按牌理出牌啊？”
王八蛋，老子为什么要按你的牌理出牌。那个学前班的卢十四吃了你们的毒苹果，已经沉睡多年，我要让他苏醒过来。他手举一份也不知道是70分还是80分的作业，兴高采烈，蹦蹦跳跳，没出息的样子从未改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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