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跟父母兄弟的关系，与上一代人跟父母兄弟的关系有什么不同？”这真是个有意思的问题。恰好，那几天我正在看一篇题为《再读<水浒>之发现武松》的文章，里面提到武松和武大郎的关系，两者结合起来，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结论。
上一代人，以及之前的N代人，“养儿防老”的观念很重。亦即，他们多生孩子，并不仅仅是因为爱孩子，还有一些功利的考量。因为有功利的考量，所以，他们对孩子的爱并不纯粹，除了通常意义上的父爱母爱之外，还多了一层“希望他能回馈我”。这种对回馈的期待，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如“我儿是李刚”等种种“扬眉吐气”。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后工业时代，社会保障日渐发达，而且，即便是养老金不够用，大部分人用自己的积蓄也够给自己的来养老了，因此，我们对孩子这份“保险”的需求度降低了，我们生孩子，就仅仅是因为自己喜欢孩子。
因为上一代人及前N代人对子女回报自己有期待，因此，他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愿望必然很强烈，这也就是为何虎爸虎妈会屡见不鲜了。这些望子成龙的父母，更关注的，不是子女能否幸福，而是，子女能否给他们自己带来幸福。相比之下，我们这一代人，更关注的，是孩子的幸福；我们的幸福，需要自己去奋斗，而不是要靠孩子来回馈或保障。
两年前，曾有一位同事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这一代人，好像没有我们的父母那一代望子成龙心切了？”我说：“这是因为，我们这一代，认为自己比我们的父母要成功。”“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一代中，那些认为自己不成功的人，仍然在望子成龙？”“应该是这样的吧。我的感觉就是，父母越不成功，望子成龙之心越切。”半年前，看到大象公会的文章《为什么红后代喜欢起名叫ABB》，印证了我之前的猜测。那篇文章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红二代取名字，“A小B”结构的特别多，如X小鹏，X小琳，陈小达，李小雪，李小峰；红三代取名字，“ABB”结构的很多，如罗点点、X瓜瓜、毛东东等。但无论是哪种结构，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并无中国人起名时郑重其事的寄托期望或表达志向之意，显得极为随意。为什么影响中国现当代政治走向的群体，反而在给孩子起名时完全不沾政治色彩，而且完全不带有寄托美好希望和寄托的痕迹？
答案或许很简单。只有普通人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超过自己，有远大前程，所以中国起名常用字多为表达美好祝愿的形容词和名词，如“伟”、“刚”、“强”、“丽”、“芳”等。而1949年后A小B的父辈们身居中国顶层社会，对子女的人生道路并无特别期待，不会指望他们还能比自己更优秀，对子女的态度更多是宠爱。他们很容易被视为父辈小一号的复制品，得名A小B是极为自然的事情。
也就是说，社会的上层，对孩子的感情，没有普通家庭那么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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