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常常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旅行去了。
说是旅行，其实去的并非是名胜古迹、着名景点之类的地方，妈妈的旅行只有一个目的地：乡村。有次，她去了一个“连屋里都是泥巴地，一到晚上就没电”的小村落，回来时拎着村民送给她的一大袋子鸡蛋。“全是在他们自家鸡场里现捡的，非要塞给我，说是没污染。我怕打碎了，一路上不敢睡觉，一直抱着抱回来的。”妈妈说。
对这种毫无预兆的出行，爸爸颇有微词。那之后，妈妈每次出发前都会包好几格饺子冻在冰箱里，像是说：抱歉啦，下乡去了。
这旅行一点也不惬意。有的长途车像拖拉机，开起来颠簸冒黑烟不说，还扬起满天满眼的沙。妈妈跳下车，找着一家客栈稍事安顿，就独自循着麦田而去了。有次，她跟花花草草玩得忘了形，后来发现迷了路，便走了好一阵到一个村庄问路。几个村民立刻围拢过来给她指方向，还问要不要摩托送。她犹豫了会儿，拒绝了。没想到回客栈的路越走越长，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她紧赶慢赶，天色却暗得更快。这时远处来了个骑摩托的中年人。她连忙托他把自己送回客栈。那男人只说了声“你坐好”，就载着妈妈赶路。等把她送到了客栈，他钱没收一分，一踩油门就又呼啸着开走了。“当时我坐在摩托后面，心里直打鼓，现在，我为我心里打的鼓点子很是羞愧。”妈妈说。
后来妈妈去的一个湾子，临水靠山，河面长满青苔，岸边遍布野草。村民很有些自豪地对妈妈说：已经用上自来水了呢。村民说50年前，这里还来过一个河南的讨饭女人，带着个小孩。母子二人在湾子里转了三日，才被一户人家收留。那家人有兄弟两个。大哥本来在学校教书，遭人诬陷后坐了几年牢，放出来的时候头发都白了，大半年说不了话。二哥考取了清华，却被大队里的“革命派”压着，不让去北京念书。给妈妈说这故事的正是大哥的女儿，妈妈称她小英嫂。她拿出五个大小各异的簸箕给妈妈看，说这全是叔叔手工编出来的。妈妈挨个接过去细看，果然都精巧异常。小英嫂又指着自家屋顶说，这房子也是叔叔盖起来的。有年村子里来了个瓦工，他就去给人当小工。只打了三天下手，就偷着把泥瓦活全学会了。房子住到现在还没倒，小英嫂止了话头，又笑道：叔叔现在快70岁了，也没有娶妻，一直打着光棍，窝在这穷山沟里。告别时，小英嫂又塞给妈妈自己种的青菜，嘱咐又嘱咐：一到家就得吃，要不就不新鲜了。
从那个湾子回来后，妈妈像被勾起了心事。有天忽然跟我说起她第一次下乡的事。那时她才14岁，是那批下放的知青里最小的一个。她每天“发了疯似的割谷插秧，就为了能早点回去”。太阳毒辣辣的，每个人头上都戴着斗笠挡阳光，可斗笠很沉，低头低久了就往下滑，脖子都要被压断了。有人受不了，干脆摘掉斗笠干活，当时倒是蛮轻松，结果晚上回去一身水泡，肩膀上都晒脱了皮。有时妈妈一边在田里干活一边唱歌，村里的女伢就跟她学。不干活的时候，妈妈一个人背着画板爬到半山腰画素描。画画之前一定要先对着远山大喊几声，然后听着回音躺下来，静静看着天上的云。“不知道亲人怎样，不知道自己会怎样，但死，是从来没有想过的。”
妈妈的旅行说走就走，但也有别于凯鲁亚克式的“在路上”，也和时下有关旅行的一切潮流不合拍。她的旅行既土气，又辛苦，没有血拼，只有故事。或许是被年华的衰老所触动，或许是始终无法逃出往事，妈妈一次又一次朝着乡村走去，一次又一次在旅行中摸索，穿过浓得化不开的迷雾，触摸年少时与亲人流落四处的日子。当过去已经尘埃落定，湖水、远山、芦苇荡、油菜花，无不摆脱了绝望，都显得亲切可爱起来。但乡村的人烟日渐稀少，老牛在新辟出的柏油路上散步，建“高档度假村”的说法似乎也不只是传言了。只有这短短的宁静，妈妈追赶着正在消逝的它
(冯依梦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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