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的记忆中，100年前的1909年没有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此时距1898年的维新变法运动已经10年有余，当年支持维新的皇帝光绪和反对维新的太后慈禧都已于前一年（1908年）相继辞世。辛亥革命要两年后才发生，“五四运动”是十年之后的事，而距离新中国的成立还有40年。
可是，1909年依然不平静。这是大变革的前夜，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潜流暗涌。这一年，50岁的袁世凯迎来了他政治生涯中的“冬眠期”。袁世凯靠小站练兵起家，受到晚清重臣李鸿章的赏识和抬举，于1901年当上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1907年调任军机大臣，成为中枢重臣。在1901年到1908年间，袁世凯大力推进新政，废科举，建学校，办新军，筑铁路，成效不凡。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的势力也发展壮大，形成了日后所谓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爱新觉罗?溥仪继承了皇位，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摄政。载沣本来就与袁世凯政见不合，更因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出卖光绪皇帝一事而心怀怨恨，一度欲“铲除”袁世凯，后来害怕激起北洋新军兵变，遂于1909年1月将袁世凯“开缺”（解职）回乡，理由是袁有“足疾”。
位高权重的袁世凯突然被清廷解除了所有职务，这堪称1909年中国政坛的一次大地震。不但很多中国人感到意外，就连国际社会也“深感震惊”。袁世凯被解职后两小时，美、德、英等国的驻华大使在英国使馆召开紧急会议，商议采取统一行动；次日，各国大使再次在美国使馆开会。德国外交部甚至宣布，鉴于中国局势不明朗，德国将推迟从中国撤回远征军的计划。国际上的媒体也报道和评论了此事。《泰晤士报》指出，清廷解职袁世凯的公告冷淡无情；《芝加哥报》说袁世凯的解职标志着中国的新政（改革）将就此停滞……
外国人的判断并没有得到印证。被解职的袁世凯并没有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和军事势力向清廷发难，而是“温顺”地回到了河南安阳的洹上村，过起了“烟蓑雨笠一渔舟”的赋闲生活。他还将自己披蓑衣、戴斗笠，悠然垂钓的照片送到上海的《东方杂志》去发表，目的当然是向朝廷表态：我老袁很享受这种优哉游哉的赋闲岁月。
实际上袁世凯是在韬光养晦。他知道，当年的商朝名相伊尹在朝中遭人诽谤，不得已而选择隐居，隐居的地点就是洹上村。三年后，商王亲自到洹上村礼请伊尹回朝。在内心深处，袁世凯是以伊尹自比的。他为自己的“垂钓照”写了两首诗，名为《自题渔舟写真二首》，其中的一首是：“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持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另外，他在1909年还写了一首《登楼》：“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云太行低。”这两首诗明明白白地道出了他身虽隐居，心雄天下的心态。
袁世凯果然等到了机会。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廷不得不请袁世凯重新出山，这次，他坐收渔翁之利，一面逼着清帝退位，一面与革命党讨价还价，为自己谋得了大总统之职。看来，袁世凯在人生低谷时所写的励志诗并非虚妄。
同样是在1909年，22岁的蒋介石正在日本士官预备学校读书，他也写了一首诗《述志》：“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作者的志气亦为不小，“东来志岂在封侯”，后来的蒋介石成了“委员长”、“总统”，地位远在“封侯”之上。
还是在1909年，年仅16岁的毛润之离开家乡，外出求学。离别之际，他写了一首诗《七绝?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诗中的那份志向、那种决绝丝毫不逊于前人。毛润之后来成为了新中国的缔造者，其业绩妇孺皆知，不必赘言。
中国古代有“一诗成谶”的说法，三位大人物在1909年都写下了励志诗，他们后来都实现了自己的志向，他们的诗成了“谶语”。仅从这一点上看，1909年就是很特别，因为此后中国几十年的命运，都与这三个人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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