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7月31日，被囚禁的进步大学生波古柳博夫因在彼得堡市长特列波夫面前没有行脱帽礼，竟遭到毒刑拷打。此事在俄罗斯民间引起轩然大波，女青年薇拉·查苏利奇愤慨至极，1878年1月，她只身从外省赶到彼得堡，朝那个臭名昭着的家伙打了一枪。
薇拉当场被捕，后移交有陪审团参加的公开审判。她给人的印象是聪慧、和善，完全一副柔弱女性的模样，与其后身材高大、手执马刀的宪兵构成了鲜明对比。人们很难将之与“凶手”一词联系起来。
审理开始了。薇拉丝毫没有为自己开脱的意思，而是再次指控特列波夫惨无人道的暴行：“……迫使一个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人再次接受鞭笞和酷刑，这是多么残忍……我觉得，绝不能也不应该让这件事无声无息地过去。我在等待着，可人们都保持缄默，特列波夫依旧有恃无恐地一次又一次滥施淫威。当我看不出有任何其他办法可改变这种状况时，便下定决心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向世人证明：绝不能让这个残酷凌辱人类个性的人逍遥法外……举起手来向一个人开枪——这是可怕的，但我意识到，必须这样做！”
法庭辩论异常激烈，被告的辩护律师据理力争，慷慨陈词：“薇拉蓄谋杀人虽是事实，但她并非出于私心和个人复仇，而是为了保护另一个人的思想和名誉。在她的动机中有一种正直而崇高的热忱。这个柔弱的少女勇敢地举起了自己的手，去制止践踏、凌辱人类尊严的行为，她担负起了整个时代的职责……”律师的发言震撼了整座审判大厅。最终，陪审团宣告薇拉·查苏利奇无罪。
开始，大家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后来、媒体、民众便明白了——那位律师，那些陪审员，他们民是“人”，也是“生命”，他们心中也藏着一个小小的“必须”，一记伟大的冲动：无论如何，我必须站在正义的一边，必须对得起这位美丽的姑娘，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她无私的英勇和付出；无论如何，要给她和她的亲人一个惊喜，给苦难深重的俄罗斯一个惊喜。
“必须”——这是对我震动最大的一个词。它蕴涵着怎样惊人的力量和决绝的信念？怎样凛然的血性之光和激烈无声的大义？我久久地思忖、体会着它，抚摩其质地、品性、硬度及光泽……
看到自己的同胞遭受如此残酷的凌虐，她感觉自己也受到了伤害、受到了侮辱，因为自己也是生命、也是人。疯狗咬的不仅仅是波古柳博夫，而是整个的俄罗斯民间力量，是针对全体“人”的挑衅和侵害，是对俄罗斯青年之血性和尊严的蔑视与不敬。生命是有尊严的，生命的权利和梦想是有整体感和连锁性的，不能因为罪恶暂时没有落到你的身上便暗自庆幸，不能因为老鼠没有窜上你家的炕头便高枕无忧——今天可以是他、是她，明天就可以是你、你们。罪恶蔑视的乃每一个，而非某一个。她最大的珍贵在于：那件事终于有人做了！她只是站在“常识”的立场上尽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义务，且以“人类”的名义去做。可是，在一个灵魂和精神被拧成麻花的时代，恢复常人的常识多么艰难啊，正像鲁迅所言：搬动一张课桌都要流血。多么令大家惭愧的少女的“献身”！
(宋小婉摘自中国电影出版社《激动的舌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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