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有所空闲的时候，不妨找一些关于名人的励志故事来看看，那么关于名人的励志故事都有哪些呢?一起来看看吧。
关于名人的励志故事：在台风口放风筝
作者:雷军
上高中时，我没有想过今后会当一名程序员，进入大学后选择计算机作为专业，是因为我一个好朋友上的是中科大计算机系，为了和这个朋友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我也选择了计算机系。
在我的印象中，很多名人都是在大学成名的，我当时也想利用大学的机会证明我的优秀。我本来有午睡的习惯，但看到有同学不睡午觉看书的时候，就把午睡的习惯改掉了。我特别害怕落后，怕一旦落后，我就追不上，我不是一个善于在逆境中生存的人。我会先把一件事情想得非常透彻，目的是不让自己陷入逆境，我是首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出发的人。
学习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自己特别喜欢写程序，电脑远没有人那么复杂。当你坐在电脑前，你就是在自己的王国里巡行，这简直就是天堂般的日子。
我学电脑是从“泡机房”开始的，那时候学校的计算机少，我就每天泡在机房里，如果有人上课没到，我就去用空出来的电脑;如果有人不懂，我借指导的机会用一会儿电脑;实在不行，就坐一边看。
“泡机房”就必须提前一个小时去在门前排队，武汉的冬天是没有暖气的，非常冷，但机房里又必须穿拖鞋，因此经常冻得直哆嗦。后来我去得太频繁，以至于机房管理员见我，二话不说直接就往外轰。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在图书馆读了一本书，叫《硅谷之火》。那本书就是讲述硅谷一帮年轻人创业的故事，包括乔布斯。然后我就下定决心创业。大二暑假，我和一个朋友组建了Ye11owRose软件小组，写了我第一个商品软件BITLOK0.99。
我用了两年时间修完了所有学分，这门课比较重要，我上四分之一的课，那门课不太重要，我上八分之一的课。计算机不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强调的是实践。
大三、大四我基本上是帮人写软件，自己办公司，做一些这样的事情。有媒体说我大三时候就成了百万富翁，那是瞎扯的，当时那个年代万元户就算很有钱了，我肯定是万元户。
1991年大学毕业，我很坚定地要到北京来发展，我觉得北京较之武汉，信息要灵通很多，市场也要大很多。当其他同学选择了深圳和广州，说那里钱好挣的时候，我没有丝毫的心动。
我被分配到北京近郊的一个研究所。上班的第一个月拿到的工资不低，比身为公务员的父亲要多出几倍，这在当时是很难想象的事情。但是，我并不适应那里的气氛，每到周末总是爱往中关村跑。
这一年的11月4日，我永远记得这一天，我在一个计算机展览会上见到了求伯君(金山软件创始人)，那天他身穿一件黑色呢子大衣，高大英俊，名片上印着“香港金山副总裁”。我当时真是有些被震撼了，就觉得那就是成功的象征。
没过多久，求伯君请我吃饭并邀请我加盟金山，1992年年初我成为了金山的第6名员工。后来的经历大家也都知道，从开发部经理到珠海的副总，再到金山的总经理、总裁、副董事长，20xx年金山软件在香港上市，那年我38岁。
金山上市后，我感觉身心疲惫，想休息一下，另外一个原因是，我扮演的是一个创业时期的CEO，金山当时更需要一个上市之后守业的CEO。不过我当时坚信，我还会再干点别的什么事情。
我20xx年牵头创办了卓越网，20xx年卓越网卖给亚马逊。卖掉卓越网后，我一直在思考到底什么是互联网?为什么我花了80%时间的金山只有20%到30%的成长，相反卓越网能获得100%的成长?
关键问题是多一点点运气。所谓的运气，以一种理性的角度来看，就是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情，就是个战略问题。做企业，为什么非要在盐碱地里种草，而不在台风口放风筝呢?站在台风口，猪都能飞上天。
关于名人的励志故事：手拉手跑的幸福
作者:沙叶新
防空警报声响彻成都民居的上空、街道的上空、田野的上空、河流的上空。警报声中，徐永鹃拉着张大千的手在奔跑，穿过大街和小巷。街上逐渐空无一人，张大千和徐永鹃已经躲进防空洞口。
张大千在洞口看大街上无人，便走了出来，还把徐永鹃拉了出来。
张大千：“别进去了。”
徐永鹃：“干吗?”
张大千：“从来没看过空荡荡的大街，没看过这么安静的大街，太舒坦了!”
徐永鹃：“轰炸，危险!”
张大千：“炸不到我!把我炸死了，我的绘画大业谁来完成呢?”
徐永鹃：“那我呢?”
张大千：“把你炸死，谁来陪我画呀?我们命大，因为还有一条命。”
徐永鹃：“什么命?”
张大千：“使命!我们再在大街上跑一圈。”
徐永鹃：“还跑?”
张大千：“好玩。好久没这样跑过，这样疯过了，真是‘老夫聊发少年狂’，手拉手，跑!”
警报声响彻成都上空，几乎所有的路上都已经空无一人。张大千拉着徐永鹃的手跑过许多街巷。越跑越高兴，好像不是在防备空袭，而是在公园游乐。他们没有恐惧，只有幸福!
不到半年，警报声变作锣鼓声、鞭炮声，变作欢庆抗战胜利的欢呼声。画室里，徐永鹃给张大千在画案上铺开宣纸，并为之捧砚。
徐永鹃：“画什么?”
张大千：“荷花。”
徐永鹃：“为什么画荷花?”
张大千：“一是我最欢喜画荷花，二是荷花最欢喜被我画，三是荷花最能表现我现在的满腔欢喜。”张大千以浓笔泼墨，画了一幅《红荷图》。笔法舒张，荷叶卷如惊涛，莲梗挺拔，芙蓉怒放，满纸豪情。
张大千：“怎么样?”
徐永鹃：“好!”
张大千：“怎么个好?”
徐永鹃：“你把抗战胜利万民欢腾的气氛画出来了，你把自己喜极欲狂的心情画出来了，所以你画的荷花是喜的荷花，是笑的荷花。”
张大千：“好，你看懂了。你跟我学画一年多，没白学。”
关于名人的励志故事：“第一夫人”完美秀背后的创业
在手工业日渐式微的今天，服装行业已经被大批量机器制品所淹没。作为服装设计师，马可一直觉得自己应当为这种缺乏个性的惨淡现状负责，因此她自始至终在与主流风潮相对抗，在寻本溯源的设计中追逐独立而自由的灵魂。
在例外中寻找内涵
马可是穿着母亲亲手制作的衣服长大的。那些衣物经过马可母亲的裁剪和加工，都拥有了自己的温度，穿在身上暖暖的，分外舒服，因此穿着它们长大的马可也拥有了一颗灵巧而柔软的心。
17岁那年，马可考入了大学，读的是模特专业。但为了设计出自己喜欢的衣服，马可转行学习构图，并很快成为了学校里的佼佼者。毕业后，马可拒绝了分配的单位，只身到广州闯荡，在一次又一次的跳槽中，她慢慢成长为一家大型企业的首席设计师，其间还获得了多个重量级奖项。但她觉得这都不是自己想要的，相反，她离自己最初的梦想越来越远了。这让马可产生了创立一个新品牌的冲动。
在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服装行业根本没有什么品牌可言，各大厂家所做的就是不断抄袭欧美港台的流行款式。“如果不能通过服装传递一种更为本质的内涵，那做设计毫无意义。”带着这样的信念，马可与当时的恋人毛继鸿一起在广州花园饭店对面的一间小店里租了一个柜台，并以那里为起点开始打造中国第一个设计师自有品牌——“例外”。
“例外”给中国服装界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最初，因为缺乏销售渠道，毛继鸿只能通过朋友的关系把做出来的衣服放到其它专卖店里寄卖，结果3个小时内就售出了6件，不少人惊喜地发现，这个怪怪的牌子有着不一样的味道，它的衣服是会讲故事的。
当然，“例外”的衣服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穿的，穿例外需要一种特殊的气质，马可曾经自豪地说：“穿着例外的人，内心要崇尚自由，骨子里还要有些离经叛道。例外只属于那些自信的、内心自由的聪明女人。不少女人花重金买虚荣，这样的虚荣例外给不了她们;也有女人花钱买自信，但例外的自信却只给原本自信的女人。”
随着越来越多的衣服找到自己真正的主人，“例外”也逐渐成熟了起来。经过十年的努力，它终于建立了自己的专卖店，销量也节节攀升。
在无用中寻找奢侈
建立“例外”这个品牌，为的是给服装注入内涵，但反复思量后马可才发现，“例外”虽然特立独行，拥有自己的内涵，但作为商品却因经历流程化生产，因而缺乏足够的情感积累。
手工产品与商业社会有着本质的冲突，因此这个鼓励消费、不断淘汰的社会永远不可能迎来真正的手工产品，在工业面前，手工显得无用。但马可却觉得，无用并不是一件坏事，她迫切渴望去做一些眼前未必有用、以后却能产生价值的事，把人们眼中无用的东西变得有用起来，近而冲击“天下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的现状。
于是马可成立了一个叫做“无用”的工作室，并设计出一批纯手工服饰，这些衣服从纺线、织布到晕染全都采用最古老的办法，并由人工完成，使用的也都是棉麻材料。衣服做好后，马可将它们全都埋到了地下，让时光和自然来完成后续的创作。在这个过程中，马可只是想法的来源者，而非整个效果的控制者，她只是听之任之，让衣服自己去记录埋葬它们的时间与地点，以及一切物质留下来的印象。
那批服饰出土之后，马可就带着他们远赴巴黎，参加了一场时装发布会。那场时装秀惊艳四座，一位来自黎巴嫩的女观众在看秀之后感慨道：“当现场的巨大帘幕轰然坠地，你顷刻之间打碎了全场所有观众的面具，在帘后，是你敞开的心。”
一年后，马可又发布了一系列新的作品，名为“奢侈的清贫”，这次所演绎的奢侈，就是马可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它无关价格与物质，而是一种精神化的东西，以时间和人心为衡量方式，而“无用”则是它的表现形式。
在相异中寻找相契
在生产“例外”和“无用”两个品牌的过程中，马可和毛继鸿也逐渐被外界认知。马可和毛继鸿其实是两类人，马可唯一想做的就是设计，对做生意没有一丝一毫的兴趣，但毛继鸿却对市场营销方法有着天然的领悟能力。
开始创业后，毛继鸿与马可的分工非常明确，马可负责设计，毛继鸿则负责保对其进行商业运营。
在毛继鸿的精心运营下，“例外”得以迅速增值，拥有了不小的客户群。不管是对马可还是毛继鸿来说，能在人生里遇到这样一个与自己截然不同却又在某种程度上志同道合的人，又能在与之共处的过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无疑是一件幸事。
因为风靡一时的“丽媛stytle”，设计师马可的名字开始为人们所熟知，但在“第一夫人专用设计师”的光环之下，马可依然是一个不断进行精神求索的矛盾体，不断与现代文明对抗着，在寻找灵魂归宿的途中载沉载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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