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世界军事史上的壮举和奇迹,是中华儿女一部不朽的英雄史诗。下面是励志人生小编分享给大家的关于红军长征故事精选，供大家鉴赏!
红军长征故事精选篇1：红军鞋
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的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我们不信什么“神仙”，但也感到大雪山有点神秘可怕。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
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用手掂量着，心头涌起很多感想。
我们离开老根据地时，舍不得离开那里的亲如骨肉的人民群众。老乡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知道我们要出发，清早就抬着各种慰劳品来送别。一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杀寇立功”的字句。他嘴角抽动了半天才说：“孩子，带上这双鞋吧!这鞋一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我看着老大爷，看着手里的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伙伴;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它常常鼓舞着我奋勇前进，去消灭敌人。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才第一次从腰间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老根据地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不少。舍不得再穿，我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
打遵义县城，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从远处射来的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要不是这双鞋，这颗子弹一定够我受的。同志们都替我高兴，说这双鞋真是“救命鞋”。
现在要过大雪山了，我拿着鞋又想起那位老大爷说的话，心里充满了力量。是的，老根据地人民做的鞋是“量天尺”。我们就是用这个“尺”。从瑞金一步一步“量”到四川来的。今天我们又要用它来“量”这座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大雪山了。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朝上望望，只见云雾蒙蒙，山顶直插云霄。再往上走，天气突然变了，狂风吼叫，雪花飘飘。我是江西人，很少看到下大雪，起先，东瞧瞧，西望望，倒觉得蛮有趣。谁知越向上爬，地势越陡，天气也越发变坏了。狂风夹着鸡蛋那样大的冰雹，吹打在我们只穿一件夹衣的身上，真像刀刮的一样。我看雪的兴致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时，只觉得呼吸紧迫，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松劲，脚就抬不起来了，但又不敢坐下来休息。我亲眼看见有三个同志坐下来抱在一起想暖和一下，但他们再也没有站起来。我暗地里留着眼泪，怀念着被大雪吞没的同志，心里十分难受。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四十五斤重的迫击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像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曾几次跌倒。每次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像有许多老根据地的老乡扶起我，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坐在山根下的一棵树旁边，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真有点心疼。幸好除了子弹打的那个洞以外，别处还没有破，我赶忙把它脱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
红军长征故事精选篇2：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队伍中，有这样一位特殊的“犯人”，他被押解着走完长征路，虽然备受煎熬，但仍然乐观豁达，积极参加宣传工作，后经周恩来解救才重获自由。
他，就是著名民主人士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子，曾任全国人大会副委员长的廖承志。
失去自由
1933年8月，廖承志离开上海，带着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敌军密码破译法手册，化装成码头工人，从重庆转到成都，同四川省委罗世文一起，在交通员的护送下，经过一番周折，在3个星期后，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以“何柳华”的名字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他先后任川陕苏区省委、工会宣传部部长，1934年初，调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那时的他年方26岁。
1931年起，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张国焘推行“左”倾路线，他以“肃反”为借口，采取刑讯逼供的残酷手段任意捕杀党和红军干部，给鄂豫皖、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建设造成很大损失。年轻的廖承志勇敢地批评张国焘的错误，遭到张国焘的打压批判。本来张国焘对廖承志带着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来就心怀不满，因为中央在信中批评他没有坚持鄂豫皖根据地。
1934年9月，张国焘等人在四川巴中县川陕省委驻地后的娘娘庙里，对廖承志进行审讯。因反对张国焘的“左”倾错误，廖承志被强加上“特务”的罪名，开除党籍，囚禁起来内定“枪决”。从这之后，廖承志便失去了自由。
幸免于难
当时，鄂豫皖苏区“肃反”被抓的干部党员大多都被杀害了，廖承志能够幸免于难，除了他父母的声望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廖承志的绘画才能。铁竹伟在《廖承志传》一书中说：“张国焘之所以没杀廖承志，除了他的家世，除了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压力，顶实际、顶重要的还是他会刻蜡版，会画画，张国焘在根据地要印行钞票，都离不开他。”
长征路上，作为“犯人”，被押着随军长征的廖承志的处境更是困难重重。他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折多山，又艰难地走过茫茫的藏族游牧区——甘孜。不仅饥饿、寒冷、劳累折磨着他，“戴枷”长征的痛苦更是令人难以想象。但他始终坚信党，坚信革命事业一定能胜利，坚信自己一定能获得自由，始终保持豁达乐观的精神。
廖承志多才多艺，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始终对党忠贞不渝，工作一丝不苟。在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社前身)工作时，廖承志被抽去搞新闻台工作。他懂英、日、法、德、俄等语言，每天负责把外电翻译成中文。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都译6000多字的电文。
1935年，在四川境内，廖承志写下了《戴枷行万里》这首诗：
莫蹉跎，岁月多。
世事浑如此，何独此风波。
缠索戴枷行万里，天涯海角任销磨。
休叹友朋遮面过，黄花飘落不知所。
呜呼，躯壳任它沟壑填，腐骨任它荒郊播……
偶遇周恩来
1936年9月，红二、四方面军相继进入甘肃、宁夏。时任副主席的周恩来一直打听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廖承志等同志的消息。一天，在去宁夏同心县预旺镇的路上，周恩来偶然碰到被保卫部门看押、随队行军的廖承志等人。
廖承志看到周恩来，心情万分激动。周恩来是1920xx年认识廖承志的，那时他年仅16岁，还是个学生。与周恩来一别20xx年，如今他却是一个被“开除”了党籍的“犯人”。在这种情况下，廖承志不知如何是好。
据廖承志回忆，当时他心想：是躲开还是不躲开呢?旁边有人押着我，如果我和周恩来同志打招呼、说话，我怕会给他带来麻烦。我正在犹豫的时候，周恩来同志走过来了，看见我被押送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但同我紧紧地握了手。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派通讯员找我到司令部去。我进屋后看到一大屋子人，张国焘也在。张国焘明明知道周恩来同志认识我，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恩来同志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我：“你认识了错误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同志便留我吃饭。吃饭时，周恩来同志只和张国焘说话，也不再理会我。吃过饭就叫我回去。我敬了一个礼就走了。
张国焘本来当晚想处决廖承志，幸亏足智多谋的周恩来斗争艺术高超，才保护了革命烈士的后代，也为共和国保住了一位杰出的外交家。经周恩来解救，廖承志重获自由，于1936年12月抵达陕北保安。
作为“犯人”参加长征这段特殊的经历没有使廖承志沉沦，他满腔热情地担负起外电翻译工作。1937年4月，他担任党报委员会秘书，参加筹备出版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解放》杂志，为办好党报、党刊和通讯社做了大量工作。
红军长征故事精选篇3：
1920xx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有名可查的烈士就达370万人。在世界政党史上，很难找到，甚至根本找不到，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为了践行和坚守自己的信仰，付出了如此巨大而惨烈的牺牲。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还有什么比生死抉择更大的考验?为什么先烈们能够视死如归，义无反顾?因为他们是顶天立地的人，信仰就是引领他们前进的天，人民就是支撑他们奋斗的地。在世界上，还有什么比顶天立地的人更有力量呢?
照片上的这两位年轻人，是来自英国的李爱德和马普安。他们是重走长征路的众多中外长征爱好者中的两位。20xx年7月，他们决定效仿一下当年红一方面军红四团从安顺场奔袭泸定桥的速度，因为他们心中始终有一个疑惑：一昼夜240里!24小时之内，一支队伍怎么能够长途奔袭这么长的距离呢?结果，他们晚到了13个小时。李爱德解释说，“实在是太困了，我们在中途的磨西镇休息了一个晚上。”他们不知道，且不说这晚到的13个小时，即便是他们真的在一昼夜内赶到了泸定桥，和当年的红军奔袭也依然没有多少可比性。红军当年走的崎岖山路现在已经变成了平坦的公路。红军还沿途作战两次，消灭了一个营的川军，而现在自然也不会有人来阻挡他们的赶路。
这实在是时过境迁的两种历史空间，由此呈现的也只能是两种不同的生命力量。历史永远记住了1935年5月29日的那个清晨。一昼夜奔袭240里的红四团的勇士们，抢下泸定桥，在挽救几乎陷入绝境的长征队伍的同时，也创造了生命力量的奇迹。中国共产党人生命的力量，来自哪里呢?
1934年11月26日，一个年仅14岁的红军小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冒死写下了这句标语，当时他还不知道，为实现这句誓言，他的战友们将要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湘江战役，红军长征途中最惨烈的战役，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牺牲者中，就有红34师师长。
湘江边7天的恶战，使红34师从8000多人锐减到不足1000人，虽然完成了掩护主力渡湘江的任务，但红34师也被敌人阻截在湘江南岸，陈树湘向全师发布了最后的命令：寻找敌兵薄弱的地方突围，到湘南开展游击战争;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最终，在数十倍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下，红34师全师尽没，陈树湘也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被敌人搜获。
石马神村，位于通往道县县城的官道旁。当年，国民党民团士兵就是经过这里，抬着受伤被俘的陈树湘去邀功请赏。这座只剩下残垣断壁的小庙就是陈树湘牺牲的地方。
断肠，通常作为一种形象的说法，被人们用来形容极度痛苦。然而，对于陈树湘来说，这不只是一个文学词汇，而是一种崇高的选择，他选择用这样悲壮的方式实践自己的诺言：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是陈毅在广东和江西边界的梅岭被敌人围困20多天后，奋笔写下的“绝笔”诗。死后也要召集那些此前牺牲的旧部，在阴间革阎王爷这个统治者的命!革命和写诗都到了不要命的境界，这样的信仰，该是何等彻底的自觉与豪迈。有什么力量可以战胜这样的共产党人呢?
晚年的张学良曾经回忆，当年和红军作战失败后，他曾经同部下讨论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他问自己的将领，谁能在缺衣少食、围追堵截中把这样的队伍带出来，而且依旧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和强悍的战斗力?还不早把人带跑光了?红军为什么打不散，散了还会回来，主要是共产党、红军信仰他的主义，甚至每一个兵，都信仰他们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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