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刚考上中山大学时，老师常说，你们在高中肯定成绩数一数二吧。我暗暗嗤之以鼻。我在高中从来都徘徊在20～30名之间。我们班100人。第一名方同学，从高一到高三，每次都是第一，不知把我甩到哪儿去了。他从小梦想上清华。第一年高考差了一点点，第二年还是差了一点点。
看起来只有那么一点点，实际上却不是小距离。这点我深有体会。当时我的成绩，再怎么努力都进不了前10，但就算不努力也滑不出前30，所以我那时一直以为，一个人的水平是稳定的，他应该在自己可以达到的范围内，追求最好的结果。但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付出再多努力也是徒劳。
方同学读了四年高中，大大小小的考试经历过三四十场，只有两次不是第一名。第一次是第一年的高考，他全县第二。第二次是第二年的高考，他全县第三。说来也奇怪，他以平时的成绩，怎么说都该能够上清华的分数线，可是一到了高考，就会发挥失常。
第二年高考后，方同学对着参考答案估分，发现比第一年还差很多。一气之下，没有报志愿就一个人跑回家了，把陪他来填志愿的爸妈扔到学校里。他离开学校之前，托付同桌杨说：“你只准给我报中科大，别管我爸妈怎么说，你不能给我填别的学校！”方同学的父母怕他连中国科技大学也考不上，要再降一降志愿。杨说，除了中科大，别的学校方同学是再也不肯上的，就中科大吧。结果考上了。
那个暑假，我和杨在一起聊天。聊到方，我们都很感叹。我说，人总有个适合自己的高度，并且最终会到那个高度上。再往上，哪怕只高了一厘米，还是怎么跳都够不着。杨深以为然。
有意思的是，若干年后，杨被保送到了清华读博士。杨在清华期间，发表了几篇很牛的论文，还因论文获奖上过清华主页，甩出别的清华生一大截。方同学从中科大本科毕业后去美国读博士，临走前从北京坐飞机，特地去清华看杨。当然，看杨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看清华。他跟着杨一起在清华校园逛，对于这时的方来说，清华已经算不上什么了。虽然如此，想着自己从小梦想的学校却没有读成，反倒被同桌读了，觉得有点滑稽。
无论是方，还是我，或者是杨，都知道，如果让杨高中就报清华，考上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不是他们不行，是起点低的缘故。我们5000人的高中，连个实验室都没有。为了培养出好学生，学校把全校最好的老师和最好的学生集中到一个班，尽管如此，还是七八年都考不出一个清华北大。这对别的学生很不公平，但在资源稀缺的地方，就是这样。
但上面并不是我想说的重点。重点是，烂高中的背景丝毫没有影响方今天在美国、杨今天在清华的现实。我虽然比不了他们，但中大的经济学硕士毕业，也还不算次。回头来看，我们都很幸运。但再想想，这也不是幸运，而是本该如此。我们只是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到了和自身水平相称的位置上。虽然这过程中有波折——他们有过高考的失败，我有过考研的失败，也在小民企打过工——但从长期来看，每个人都站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上。一时的成败得失，从长远的意义上审视评价，对一个人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
我现在的同事、好朋友雷，是凤凰男出身（凤凰男是他自己说的）。雷脑子不如我，学东西也比我慢，但我们在同一个单位，他工作各方面都比我出色得多，也很受领导赏识。如果看天分，他无论哪个方面，都非常一般。有时候我们互相调侃，他说我：“你虽然智商很高，可你还是很二的。”我回他：“你虽然智商不高，可你也是很二的。”中学时，都没人相信他能考上大学，他发奋几年，加上运气好，考上了湖南师大。他当时的最大梦想是毕业后能去《湖南日报》做记者。结果又发奋了几年，从湖南师大考上了复旦新闻系。在复旦新闻系他参与到中宣部的项目里，去新华社实习。我问他，你那时候还想去《湖南日报》不？他笑笑摇摇头，说看不上了。
雷常对我说自己脑子不好使，走到今天这一步纯属幸运。但我明白，这绝对不是幸运。虽然他每一次的身份转换，看起来都很偶然，都很幸运。但所有这些幸运连缀在一起，就不是幸运了，而是实力。他有本事一点点向远大目标迈进，虽然很慢，但非常扎实。他能走到今天，在我看来，完全是应得的。
《让子弹飞》里有一句台词：步子迈太大，容易扯着蛋。一个人层次的提升和电子跃迁类似，不是渐变的坡度，而是层级的台阶。如果一次要跳太高，跳不上又落下来，就还等于在原地。可你哪怕一次只上个小台阶，三五个台阶下来，就发现和之前的境界是天渊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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