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台港文学选刊》2007年第6期，有删改）
⑴大约在我出生前一年，父亲到上海谋职。父亲做了一个军官的秘书。
⑵那时的上海，是谋职者心中的金矿宝山。父亲能在那里得到一官半职，乡人无不称羡。可是，据说，父亲离家两年没有许多款项汇回来，使祖父和祖母都非常失望。
⑶大约在我出生后一年，父亲于战乱之际仓皇回家，手里提着一只箱子。那时，手提箱不似今日精巧，尺寸近似十九英寸电视机屏幕，厚度相当于一块砖头。这只箱子是他仅有的“宦囊”。
⑷箱子虽小，却让人觉着沉重。乡人议论纷纷，认为这只随身携带的箱子里一定有金条，甚或是珠宝。因为上海可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啊，伸手往黄浦江里捞一下，抓上来的不是鱼，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⑸可是，我家的经济形势并没有改善，依然一年比一年“紧张”，遣走使女，卖掉骡子，把靠近街面的房子租给人家做生意。乡人驻足引颈看不到精彩的场面，也就渐渐地把那只手提箱忘记了。
我初小毕业，升入高小。美术老师教我们画水彩，我得在既有的文具之外增添一些画图纸。这时，父亲从床底下把那只箱子拿出来。箱子细致润泽，显然是上等的牛皮。
⑺他把箱子打开。
⑻箱子里装的全是上等的白纸！
⑼父亲从箱子里拿出的纸既不是粗糙的毛边纸，也不是光滑的新闻纸，那些纸是另一番模样：颜色像雪，质地像瓷，用手抚摸的感觉像皮，用手提着一张纸在空气中抖动，声音像铜。这怎会是纸？我们几曾见过这样的纸！那时，以我的生活经验，我的幻想，我的希冀，突然看见这一箱白纸，心中的狂喜一定超过了一箱银元！
⑽想不到当年父亲从兵荒马乱中的上海带回的却是一箱白纸！
⑾当年仓皇逃回时，父亲的那些同事们有的携带了经手的公款，有的私吞了搜刮的黄金，有的拿走了没收的鸦片，有的暗藏了银行的存折。父亲什么也没有带，除了那些纸——没有人跟他抢的纸，压根儿就没有人想要带的那些纸！
⑿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异常爱纸，更何况是这些在家乡难得一见的纸。他一定是想到，孩子长大了也会爱纸，需要纸，各种纸会伴着孩子们成长。这样的好纸定会让孩子们开怀大笑呢！
⒀在一个几代同堂的大家庭里，父亲并不是深得长辈宠爱的那一个，自然母亲也对父亲没有特别的希望。母亲当时打开箱子，看了，抚摸了，对父亲轻轻地说：“这样清清白白，很好。”他们锁上了箱子，放在卧床底下，谁也没有再提。
⒁倏忽七年。
⒂七年后，父亲看到了他预期的效果，在我快进入高小时，我得到那一箱纸！我顿时快乐得像个王子。由于纸好，画出来的作业分外生色，老师给的分数也高。
⒃高小只有两年。两年后应该去读中学，可是那时读中学是城里有钱人的事，父亲不能负担那一笔花费。他开始为我的前途忧愁，不知道我将来能做什么。但是，他不能没有幻想，他看我的图画，喃喃自语：“这孩子也许能当个画家。”我用那白纸折成飞机，我的飞机飞得远。父亲说：“他将来也许能做个工程师。”我喜欢看报，我用白纸依样画葫芦自己“做”了一份报纸，这又触发了他的幻想：“这孩子将来也许能编报。”有一次我带了我的纸到学校去炫耀，一张一张地送给同学，引起一片欢声。父亲大惊：“难道他将来能做慈善？”
⒄父亲也知道幻想终归是幻想，他用一声叹息来结束。这时母亲会轻轻地说：“不管他做什么，能清清白白就好。”
⒅清清白白就好，我听见过好多次。
⒆现在，我母亲逝世五十年了，父亲逝世也将十六年了，而我在自己生命的长河里留下了几百万字的作品。这几百万字可以简约成一句话：“清白是生命中不可忍受之轻，也是不可承受之重。”
⒇如今的我，也已步入花甲之年。每每想起那一箱白纸，我总忍不住默默地想对我的父母说：“清白”是做人最起码的要求，是做人最基本的要求，父亲的行为就是我的榜样；“清白”是做人的最高准则，做起来很不容易，母亲的叮嘱是我一生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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