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的写作目的在于刻画一些特别的人。作者希望借此呈现社会的图像，捕捉并传达这一代的人难以想像的那种神髓、韵味与感觉。德鲁克自己认为在其所有着作中，没有一本反刍的时间像这本这么长。“20年来，这些人物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行、住、坐、卧，无所不在。”
我刚做记者时，有一次到一位前辈家做客，聊到人物写作，她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说：“你一定看过很多遍了吧？”这本书就是《旁观者》。不过当时我对彼得·德鲁克闻所未闻。后来这本书我倒是读了很多遍，最近也重新温习了下。开始读时，完全是觉得故事好玩；再读时，对其中包括亨利·卢斯和通用汽车斯通的故事尤为感兴趣，因为他们都是大人物；再往后读，就读出了更多人生冷暖。原来不是很喜欢的章节后来慢慢变得喜欢起来，甚至超出了写大人物的章节。
人们为什么要读传记？一种可能是希望从其中学到前人的智慧；另一种可能只是为了体验另一种人生；但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人们从其中读到了自己，虽然传记讲的可能是一个运筹帷幄的将军，但一个职员却可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办公室政治。对于《旁观者》，我一个自视甚高的朋友最喜欢的是其中写卡尔·波拉尼一家的故事。大概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同样智力超群，但却又被时代排斥。
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章节名为“怪兽与绵羊”，其中怪兽讲的是一个普通人如何变恶，绵羊讲的是一个前途无量的报人，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思，回到了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希望能够起到善意的作用，却成了纳粹利用的工具，将他的正直与善良作为欺骗西方媒体与大众的筹码，从而将之变成一个牺牲品。我警惕的是自己也有可能变成后一种可怜的好心肠人物。或者如“英国最后一个异议分子”一章中的布雷斯福德，纠结在现实与原则之间，最终成为俄共的利用工具。“他的良知促使他又一次成为特立独行的异议分子，以信仰和权力相抗衡。另一方面，他觉得政治现实在向他低语：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于是，他宽宥罪恶，或是干脆闭上眼睛。”如果以冷眼看他人命运的方式，倒是的确能够从中读出很多有益的教训。我试着将这些经典句子摘抄或者转述如下。它们都来自于德鲁克对所交往的杰出人物的命运认知与总结。
1. 奶奶的处世方式
在奶奶的处世方式中，有着看透一切的实用主义，但对最简单的原则却坚持始终。大家都把奶奶当作家族里的傻瓜。她虽愚不可及，在各国边境关卡重重的战后，她却通行无阻；杂货店老板也给她比较便宜的价格；而她也可以轻易叫那乳臭未干的小子乖乖地取下纳粹标志。古拉丁文有句话：即使是神，和傻子交手也是白费功夫。我仔细一想，这一切都还得归功于她的傻气。“奶奶那许许多多聪明的侄子、侄女、女婿以及孙子辈，还有那些店老板，认为她之所以傻得可爱，就在于对基本价值深信不疑，而且力行不懈。”
2.不通人情也是竞争力
情商最低的赫姆为何却成为奥地利最伟大的公职人员？脾气古怪、不通人情，而且并无家庭背景可以依靠的赫姆，成为了奥地利的枢密顾问官，也就是奥地利文官制度中的最高首长，“成就非凡，事实上他是奥地利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公职人员”。
德鲁克对此大惑不解。他认为这是一种悖论。而他的父亲如此解释说：“因为我们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有时，我们碰到一些极为棘手、难以处理的事情，必须找一个毫无惧色的人来处理，就会想到赫姆；或是事情复杂到没有人能理解时，也只有赫姆可以解决。他具有直指核心的洞察力，并愿意去面对最艰难的任务。”即使是不通人情，也是一种竞争力。
“所谓正确的方法就是去找出有效的方法，并寻求可以做到的人。我了解到—至少我自己不是在错误中才能有所体认，我从成功的范例中学习。‘不要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看看别人是怎么做对的。’”也就是说，从成功中学习要比从失败中学习来得容易些。与此同时，德鲁克也指出，“所有大画家几乎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平庸画家教出来的”。
4. 商业的目的与手段
德鲁克拒绝了做一名商人，因为“从商的目的在于赚钱，而二流的人物也能赚到很多钱”，他想要成为的是一流人物。但是他在《旁观者》中也对一些商人赞不绝口。比如开百货店的亨利伯伯和银行家弗里德伯格。
弗里德伯格说的两句话值得摘抄：“不要相信任何一个政府会做荣誉而体面的事。政府不就是个专门诈骗人民的机构吗？”
“我们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都得考虑到傻瓜—因为事情到最后是要由一些傻瓜来完成。”亨利伯伯则说：没有所谓无理性的顾客，只有懒惰的商人。如果顾客的行为不像你心中所预期的，不可说“他们失去了理性”。不要试着去“再教育”你的顾客，这并不是商人的工作。商人的工作就是使顾客满意，使他们再度上门。若是你认为他们不理性，出去看看，用顾客的眼光来看街上的商店和货品。最后，你一定会发现，消费者还是理性的，只不过商人看到的现实往往和顾客不同。
5. 爱国主义的危险性
“现在普遍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归咎于胆大妄为的军人、外交人员或是商人，但真正希望引发战争的，则是那些极端爱国的大众。”
德鲁克在20多岁即成为一家大报的资深编辑，“我之所以得到这个职位，并非我能力多强，而是因为比我年长一代的人根本就不存在了。在我20岁时，周遭没有30多岁的人。”
6. 波拉尼一家的挫折与追寻完美的不可能。
“重要的并不是他们的生平，而是他们的理想和挫败。他们家每一个人都极有成就，却没有达成理想。他们都相信经由社会得到的救赎，最后却放弃了社会，而深深失望。”
对此，德鲁克评价说：“波拉尼这一家，尽管天赋过人，却只是些有趣的小角色。他们的挫败象征着近200年来，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人追寻的落空—亦即追寻一种完美的‘公民宗教’，或是追寻一个十全十美的，或是完善的社会，却不得其果。”而“我则愿意以一个充裕的、能让人忍受且自由的社会取而代之。卡尔·波拉尼从前批评这是一种懦弱的妥协，而嗤之以鼻。然而，这么一个社会也许是我们所能希冀的最好的一个。”
7. 伟大人物的灾难效应
“天才型的外交大臣对国家是场灾难。奥地利因梅特涅的成功而亡，德国正因俾斯麦的登峰造极而灭。天才型外交大臣的后继者常是个‘庸碌之辈’，或是个高级官僚，而且之后这人不是放弃，就是更糟—只会虚张声势。”“如果一个伟人的后继者只是庸庸碌碌的高级官僚或是奴颜婢膝者，之前的伟人不要也罢。一个本身有能力又能提拔后进的领导者，才是真正的伟人与领导人……所谓的‘领袖魅力’即使不是媒体营造出来的，也是令人反感、虚伪的东西。真正的强人是靠苦干和奉献来领导的，而且治理事务是靠着正直，而非把人玩弄于股掌之间。”
8. 专心致志的成就：两位未来学家富勒与麦克卢汉
“对我来说，他们就是专心致志的最佳范例。只有像他们这样一心一意地追求，才能真正有所成就。其他的人，就像我一样，或许生活多彩，却白白浪费青春。我后来悟到：要有成就，必须在使命感的驱使下，从一而终，把精力投注在一件事上。富勒在荒野上待了40年，连一个追随者都没有，然而他还是坚定地为自己的愿望奉献一切；麦克卢汉花了25年的时间追逐他的愿望，从不退缩。因此，时机成熟时，他们都造成相当的影响。其他像这样有着很多兴趣，而没有单一任务的人，一定会失败，而且对这个世界一点影响力都没有。”
(周海彬摘自《第一财经周刊》2012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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