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时候，一个家庭里，因为只有长子嫡子才能继承家业，所以次子庶子等就得另谋生路。
这个从很早的时期就是如此了，而且不仅是东方有这规矩，中国有，在古代，许多西方国家也是如此，比如罗马、希腊等等国家。
在中国，普通人家且不说，做不做家主，也都还是普通人家。换做是在氏族首领或者国王的家里，那么长子嫡子就是下一任首领或国王国主，次子庶子不能做，于是就分封为诸侯；次子庶子的第二代，也只有嫡子长子能继承家业，二代的次子庶子就再次一等，成了卿；到了第三代，又是长子嫡子才能继承卿，于是三代的次子庶子就再降一等，成为了士。
到了士，那就降无可降了，怎么着也是个士，因为这就是传承，虽然有豪门和寒门的区别，但士毕竟是士。和普通的国人、百姓那还是不同的。
于是，士，就成为了精英阶层的起点，进入上流社会的踏脚石，要进入精英阶层，要进入上流社会，就得起码先成为一个士。
以前，士是有传承的，再怎么无知也还是士，而不是士的，再怎么有知识有本事，你就不能是个士。但因为有了科举，士，就成了大家都能做的了。只要你好好读书，好好考试，考上了，就成为士了。所以，就有人开始解释说：士，就是知识分子。这个当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尽管知识分子这个称呼还不能完全的表达出士的全部意义。
在中国，知识分子关心国事、政事、时事和天下事是必须的。这很了不起。很有以前士的传统，因为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士”来说，往回若干代之前，这国可不就是他们家的？再往上算，搞不好这天下都是他们家的。他们不关心谁来关心呢？极端的自以为是的一些“士”们，甚至可能会认为别人（不够资格做“士”的人）关心家国天下是越俎代庖，是多此一举，是不配！在他们那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是绝对不对的——匹夫凭什么有责啊？
所以自古以来，读书人、知识分子、士，都是很牛哄哄，且特立独行的一群人。
他们往往发出很不和谐的声音，做出很不合时宜的事。在普通百姓眼里，他们很难以理解，在统治者眼里，他们很麻烦。究其原因，恐怕就是两个字——“脸面”。
脸面这个东西，在知识分子眼里，绝对是最关键的。没有之一。所有的一切，就是为了脸面。为了脸面，头可断、血可流。方孝孺被朱棣诛十族，因为不肯为朱棣背书。为什么不给皇帝背书？因为脸面，这么做了，就没了一个读书人的脸面，没了一个士的脸面，更重要的是：在方孝孺看来，朱棣篡位谋国，本身就是很没有脸面的事，老朱家的脸面给他丢尽了，自己怎么能还为了他把老方家的脸面丢尽？你杀了我吧，杀光我全家，我也得保住我作为一个读书人、知识分子、士的脸面。这且算一个不和谐的下场吧。
李白很有才，很傲气，很狂。李白也是很要脸面的，玄宗请他去，他老人家“神高气朗，轩轩然若霞举”，一派名士风流气象，搞得玄宗这个风流皇帝心动不已，都忘了自己是皇帝了，请他脱靴上坐。可惜，李白要脸面要得过头了，竟然把脚一伸，对高力士吆喝：去靴！
看看，你要脸面，皇帝就不要了吗？这下皇帝不爽了。等李白一走，皇帝恶狠狠的啐了一口：此人固穷相！这话骂得不是一般的毒，摆明了说李白是小人得志了。何况还是皇帝骂的？至于骂的对不对呢？见仁见智吧。可从此以后，李白仕途断了。这算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下场吧。
不能当官当然郁闷，可得罪了皇帝啊，干脆，写写痛快淋漓的诗，只要保住了文人的气节，自然就不会失了脸面。
但话说到回来，脸面这个东西，其实还得分开来看。脸是脸，面是面。
要面子的人不一定要脸，很多人做的事都是要面子不要脸的。要脸的人就不能太考虑面子，你想要这张脸，不要让人家骂你不要脸，有时就得放弃面子。
但如果又想要脸，又想要面子。这就有些难度，可也不是不行。那就和骨头有关系了。
骨头，在知识分子那里，叫骨气、风骨。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有骨气的士，是可以又要脸又要面子的。有骨头有骨气有风骨的知识分子，才是有脸面的。这样有脸面的“士”，常被人赞为有“国士之风”，所以这样的“士”，就常被人称为“国士”
可从古至今，却并非只有有骨头的知识分子才被称为“国士”。所谓“仗义每多屠狗辈，欢场亦有义气姬”，如樊哙者，屠狗出身，斗大字不识，却照样可算“国士”，如梁红玉者，出身青楼瓦舍，堕落红尘，却依然可称“国士”，甚至即便是市井小人，乡野农夫，贩夫走卒，甚至弱女老妇，但凡有了骨头，就能做出让人赞叹敬佩甚至可歌可泣的事来，这也就照样可被人称为“国士”，如金庸先生书里的江南七怪。江湖上谁都要数起大拇指点赞，这脸面如何不光彩呢？
这就是说，关心家国天下的人，就可以称之为“士”，和你读了多少书，掌握了多少知识没太大关系。而作为一个“士，要想有脸面，就只需要一样东西——骨头！有了骨头，就才能把脸面撑起来，没了骨头撑着，这脸面当然是要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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