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其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是如何重视教育。
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给我举了以色列原总理西蒙·佩雷斯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令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是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我们有1400万中小学教师，我们虽然口口声声希望培养孩子创新、独立思考的思维，但我们的老师真的希望孩子们多提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吗？这和我们的部分文化传统如师道尊严又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在创新的路上的确还背负了沉重的文化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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