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她刚从师大毕业，念的是化学系。她是一个在屏东客家村长大的女生，被分配到我们学校，一个复杂都会环境里的国民中学，而且一来就被派任为我们班的导师。
连我们才十三四岁的小孩都知道，她被整了，或许是因为不了解潜规则、礼数不够吧，所以她被安排了一份没有人愿意做的工作。
学校里有男生班和女生班，当然是女生班比男生班好带。学校里有三个年级，当然是一年级的学生刚入学最听话，其次是三年级升学班，最麻烦的是二年级。学校里有科任老师、级任老师，当然是科任老师上课来下课走，不必管秩序管学生生活，工作要轻松很多。
偏偏她一来，当老师的第一年，就承担二年级男生班的导师，还不只这样，她负责的还是被学校公认的最坏、最顽皮的一班。
我们真是坏。一大早几个人偷偷进了教师休息室，偷偷撬开她的办公桌抽屉，看到了她男朋友寄来的情书。上课时，她背过身去在黑板上写字，后面几个同学一起捏着鼻子念情书中的句子：“阿霞，你真笨，表面张力当然是接触力……”她煞白了脸猛回头，颤着声问：“谁?”没有人承认，也没有人敢告状出卖我们班上这几个最坏的学生。问不出结果，她叫全班同学站起来，从第一排第一个开始问，不说就用藤条抽手心。
才打到第三个吧，豆大的泪珠从她眼眶里流出来，她打不下去，自己扶着墙壁哭了，哭了一阵，突然拎起藤条就走了，留下一教室的错愕。
导师要批改每周交的生活周记。我的周记内容都是抄来的，前面“一周国内外大事”抄报纸，“读书心得”抄课本，背面的“生活感想”则抄我当时热衷的现代诗。诗的每一行字数少，容易填满页面，余光中的一首长诗《火浴》，就够我抄好几个礼拜的了。
抄了一阵子，有一个周末，我去了台北近郊的沙仑海边，听海风，看海潮，回来后一时兴起，不抄了，自己写了一首标题叫“潮”的诗在周记上。
第二天，她上完化学课，人走出去了，突然回头从教室后门叫我，劈头问：“周记的那首诗是你自己写的吗?”我完全没料到她有此一问，便愣愣地就点头了。
一个多月后，救国团编印、规定每个台北市中学生都要订阅的《北市青年》送到班上，引起了一阵骚动，我写的那首《潮》化成了铅字印在上面。我和班上的同学一样惊讶，不，我比同学们更惊讶。
放学打扫卫生时，我被叫到教师休息室。她郑重其事地跟我说：“我早知道你不是个坏孩子，你看，你会写诗，你是我们学校第一个在《北市青年》上发表文章的学生，连校长都很高兴。别再参加足球队了，别再跟那些人混了。”
说着说着，她的眼眶红了，从抽屉里翻出一沓教会团契的宣传单给我：“你拿回去看看。”
原来她要拯救我。这是我无论如何没想到的。我更没料到的是，她要拯救我的决心有如此强烈。她去找了和我比较亲近、从一年级就教我们国文的老师，一起来劝我。然后她还把班上平常跟我一起踢足球的几个人都找去。
足球队里有一个本来就和我不是很对眼的，被老师约谈后，在教室里就用闽南语对着我嚷嚷：“你是好学生，离我们远一点啦!不小心被你沾了变好，我们就完蛋了!”另外一个守门的，平常和我并肩守最后场的，则无奈地拍拍我的肩膀，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我度过了这一生中最寂寞的一段日子。没有朋友，不知道要干吗，觉得每天都在晃，晃进教室觉得教室不是我的;晃到足球场，发现足球场也不是我的。这一切都是被诗害的，没事读什么诗、写什么诗呢?原来一个人会写诗，就证明他不能当坏学生了?然而很怪，愈是寂寞，就愈习惯将自己投入诗中，就愈离不开诗。
我不能怪诗，于是就只能怪她。我真的和原来的那些朋友愈走愈远了，我的成绩变好了，三年级时竟然还被编进了升学班里。我应该感谢她，但是我没办法，我一直记得，她那么固执、坚持地把我丢进一个黑暗、寂寞的深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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