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读教育的人，希望看到一代年轻人，他们走出去的时候，是抬着头的，是心里有梦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梦哪怕是一个角落，也曾实现过的。
而这个前提，是我们需要学会不去嘲笑这些有梦想的人。如果他们的想法看起来荒诞，这个社会给他们纠正的建议和理由，如果他们的想法看起来可行却遥远，这个社会给他们鼓励和认可，如果他们的想法看起来既而可行，这个社会给他们资源和渠道。
我从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伟大的人，每天都会给有梦想的同行者一盆冷水。
有些人害怕积极进取的青年，因为他们害怕生活里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把一切都怪罪给社会和体制的人，害怕靠自己努力的人。他们害怕这些努力的人，因为这些人的故事，打在他们脸上，告诉他们：哦，如果我当初努力了，也许也能成功，所以到头来，我买不起房子其实也不全是体制的错。
这是很多人完全不能接受的观点，这是一个可怕的现实：原来我的不成功也有我自己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更可靠的办法就是崇拜权威，在自己的价值无法和他人价值相比的情况下，通过极少数的成功来缩小身边的人的成功，从而保护自己的自尊和自我价值，通常的策略是：
“你这叫成功了？有马云那么成功吗？”
而他们不会在意马云的成功。他们劝自己说，那是极小概率的，不足以威胁到我的身份和自尊。
人们对自己心里健康的保护是非常本能的一种反应，然而这种反应被激化、畸形发展之后，却越来越危害到一个社会长久的核心竞争力。这是一个泼冷水的社会，这是一个泼汽油帮人自焚的社会，这是一个看谁爬高了就要拆谁梯子的社会。
更可怕的是，我想，这会长久以后，演变成一个不让人爬梯子的社会。试想在国内一个普通高校，一个想在非洲开四个废品回收公司的年轻人，会遇到什么样的冷遇？也许他的室友会跟他说：“回去打dota吧，装什么逼啊”。
这是我最害怕的对话。
很多人来剑桥，看到了这里的美景和传说，他们没看到，这是一个尊重观点的城市。这个城市最美的地方，就是一个本科生，可以在一个非常普通的下午，敲开教授的门：“教授，你有空吗？我觉得爱因斯坦可能是错的”。教授会和他耐心坐下来，一一听过他想说什么，然后肩并肩走向图书馆，彼此交换这个看法。
一百年前在剑桥，这位本科生叫做维特根斯坦，他带着这样的想法，敲开了罗素的门。那是一个按照现在的话来讲“ 丝”而又“奇葩”的青年：满脑子都是自己多么伟大的怪念头，而且愿意把这些危险的怪念头付诸实践。
回头看，我们庆幸人类有这样一个小镇，这样一个学校，收留了他，也改变了人类一个世纪自我内心探索的思考路线。
我听见历史对我说，所有严肃的思考者，都是值得尊重的。所以我耐心听着，在历史里面，如果理解了，我就鼓励，如果认为不可行，我建议或者分析和劝导。如果我什么都说不出来，我会哑口无言。
我想我死之后，我的墓志铭上会写：
“这里躺着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但他的一生中，从没有将一面冷墙、一面冷水，送给一个认真思考的人。
他虽然平庸，但他有幸聆听了很多人类心灵中最美、最伟大的观点，并且让这些人得到了信心。
他庸庸碌碌的一生中，唯一的亮点就是在每个漆黑的夜晚，开门给每一个过路的、持着火炬的人，送上了几片面包和一壶热水。
他非常愚昧，但他没有让这些他不理解的观点，还没出发就死在他的冷漠和嘲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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