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一个冬夜，我狂奔过日本东京繁华的新宿街头，寻找一个名字奇怪的私人美术馆，只为一幅画。
找到这家东京安田火灾东乡青儿美术馆时，只剩闭馆前的最后30分钟。满头大汗的我急切地寻找，终于看到那被一幅大画独占的墙壁。
这座美术馆藏有凡·高现存的7幅《向日葵》真迹之一，作于1888年。对很多人而言，来看它是一种朝拜。
我屏住呼吸走近它，轻轻在它面前坐了下来。隔着玻璃，金黄的花瓣张牙舞爪，像我的老朋友。
刚进大学时，经历过“中国式教育”的我，只希望以后能赚钱，越多越好。我知道怎么分析段意，怎么写历史主观问答题能拿高分，却不知道未来的生活在哪里。直到我真正遇到凡·高先生。
大二的一个晚上，在清华老图书馆鲜有人到的顶楼，放映了一部凡·高的传记影片。
那是一个魔法时刻。片中都是景物——凡·高眼中的欧洲街道、乡村原野。全片都没有出现凡·高本人，只是在画外音中念着他写给弟弟的几百封信。
坐在银幕前，那是我第一次听这个画家说话：“亲爱的提奥，从我的窗口看造船所的景象，真是漂亮极了。白杨林中有一条小径，白杨的苗条树身带着纤细的枝蔓，以优美的姿势，出现于灰色的傍晚天空之上。水中间是一座古老的仓库，寂静得好像以赛亚书里‘古老池塘中不流动的水’……”
在我的家乡，大人口中羡慕的成功者，都是哪家企业的老总、哪个部门的领导、哪所大学的教授。我和我的很多同学虽然不喜欢，也只知道这种活法。但是，凡·高完全不一样。
看完影片，当我走出老图书馆，迈下石头阶梯时，夜空中飘起点点小雨。忽然间，图书馆周围的所有树木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我能听见了。世界顿时变大了。凡·高就在空气中，
他问我：“你知道自己这辈子想做什么吗？你知道怎样才是不辜负生命吗？”
我骑车到学校超市的花摊，那里没有向日葵，却有4种颜色的非洲菊，金黄、肉桂红、粉红和大红。我带回寝室去，送给室友每人一朵。它们都被插在书桌前，怒放了好一阵子。
后来我看了凡·高的书信集，才知道，他也是一个普通人，原来也可以平凡地挣钱度过一生。
他出生于荷兰乡村，早年做过职员和商行经纪人，还当过传教士。但这个艺术门外汉决心，“在绘画中与自己苦斗”。
他拼命练粗糙的笔，练眼睛，练某种忠诚。到最后他越来越依赖艺术对艰难生活的净化，所以越来越多地采用纯粹的明黄。那是最丰盛、最纯净、最透亮的阳光，好像可以净化所有的苦。
大学毕业时，我放弃了一个离家近且多金的工作，留在了北方。同寝室的婧 做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惊讶的决定：一句瑞典语也不会的她，孤身到瑞典念大学。不是斯德哥尔摩，那个地名我们之前谁都没听过，叫乌普萨拉。
那年后，“毕业后旅行一年”“辞职去旅行”的同龄人越来越多了，新名词“间隔年”也慢慢被社会接受。网络上一些年轻人讨论的未来也不再是升官发财，更多的是怎么“趁年轻追点梦”，让自己不后悔。
我们愿意过一种火焰燃烧般的生活。我想，没有凡·高，我们不会这么勇敢，爱生活，爱尝试。
之后一晃两年，我不时收到寄自法兰克福、柏林、马德里的明信片。我知道婧 背着包几乎走遍了欧洲，甚至，她还到了北极圈内。利用“沙发冲浪”的社交网络预约，她凭诚信睡过很多陌生人的沙发，和不同语言、肤色的朋友们萍水相逢，把酒言欢。在马德里参加项目时，宿舍窗外就是湛蓝的海，她可以跳下去游一圈再上来吃早饭。
我也没落后于她。我独自去过了国内20多个省的44个市，不少是农村和山区。每到一个城市，我不会去名胜景点，而是会在寻常人家的巷子里遛遛弯，抬头望炊烟，低头看落花。
安徽的田埂、台州的公路、贵州的山沟，我都在“摩的”后座上风驰电掣地经过。2011年夜进云南发生矿难的山村，紧张地把黑车的车号发短信给主编。2012年12月进大凉山，10个小时被颠得内脏挪位。穿越寒风和暗夜的旅途，是令生命满意的活法。
我们也都会疲惫。凡·高在信里承认：“我快40岁了。对于情况的变化，我确实什么也不知道……我的作品是冒着生命危险画的，我的理智已经垮掉了一半。”
1890年，当凡·高离开这个世界时，他37岁。生命虽然短暂，但他做到的事如此伟大。请容我引用一句泛滥的泰戈尔诗句，“生如夏花”。
凡·高在信里说：“如果生活中没有某些无限的、深刻的、真实的东西，我就不会留恋生活。”
而当年手拿非洲菊的4个姑娘，已经分散到四大洲。我在北京，时常奔波赶往一些匪夷所思的地方。婧 在瑞典，刚换了新工作。和我的床相连的何婧飞去了世界另一端的巴西利亚高原，睡对角线的曼桐还在繁华的纽约奋斗。
2011年11月17日，我在怒放的向日葵面前静静地望了30分钟，直到微笑的白发馆员用日语招呼我离开。本以为见到真迹会激动得流泪，但我最后只是回头笑了一笑。
我想，我们都在燃烧生命呢。向日葵丛中的凡·高叔叔，你满意吗？
（苏生摘自《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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