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私家藏书源远流长。宋朝时便常见记载，到了明清两代，达到高峰。民国之后，渐趋衰颓，1949年之后，这一传统几乎消失无踪了。
明清私家藏书之所以如此普遍，固然与时代较近、文献史料保存相对完整、梳理汇整容易有关，但也与当时人口稳定成长，造成科举制度“僧多粥少”困境，士绅阶级、官僚地主为求家族衍殖而逐渐形成的“科举策略”，以及当时热络的商品经济密不可分。
公元1368年，明代开国以后，除了“靖难之变”期间，发生过短暂南北内战之外，大体而言，四海升平，尤其南方，百姓安居乐业，人口稳定成长。明朝初年为数仅三万到六万名的生员(即秀才，有资格参加国家任官资格考试，可以继续往举人、进士一路考上去的)，到十六世纪时，已骤增为三十余万人，明末更高达五十万名。反观之，科举名额增加却极其有限，这一结构变化，遂使得乡试(考举人)的录取率，由早年的五十分之一，一下子降到三百至四百分之一。换句话说，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秀才，终其一生都不可能更上一层楼了。
因为这一严峻事实，乡绅士族、官僚地主等主要科举应考阶层，遂琢磨发展出了一套策略：有钱的家族，往往循“纳贡”或“例监”之途，也就是花钱买功名，让子弟获得“监生”(太学生)资格，以便直接参加乡试，闪避竞争激烈的生员行列;另一办法，则是内部竞争，家族子弟若非资质特别颖悟，几年考试落榜后，往往被要求改行经商，以其所得庇护、栽培秀异的晚辈。所谓“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指的就是这一种社会阶层流通状况：原本“士农工商”森严分明的中国社会，明代中叶以后，“士商”界线渐渐模糊，形成了所谓的“儒贾”(学文不成的商人)。千百年以来，“耕读传家”这一主流，竟有了分庭抗衡的力量了。
这一改变，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不过就是社会力的变迁转移。然而不然，“儒贾”登上历史舞台之后，由于其教育背景，不但为商品经济注入活力，各种经营手法也推陈出新，因而出现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更由于其文化素养、关怀所在，一旦经商致富，有钱又有闲了，很快便引领风骚，创造出了各种生活美学。举凡今日我们所见的传统风雅之事，如饮馔、品茶、花艺、盆栽、园林、戏曲、养生、旅游、小说、文人画、清供玩赏等，无一不是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起来，最后形成一种“文人理想生活模式”，一花一木一石一物，都可玩出花样来。整体论述则可从万历文士文震亨《长物志》、高濂《遵生八笺》及清初李渔《闲情偶寄》等书中窥见端倪。美国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D.Spence)曾接受记者访问：最想生活在中国哪一个朝代?史答以“明代晚期”，或与此一“文人理想生活模式”有关。
“贾而好儒”、“士商异术而同志”可以说是明清阶层流动的最大特色。这一特色的最好体现，则是“藏书”这一件事。
中国雕版印刷，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到宋朝便很发达，宋版书“纸好如玉，字大如钱，墨光似漆”，对古书稍有涉猎者即知。这门技艺愈见普及，愈发商品化，则是明代尤其晚明之后的事。如前所述，五十万生员的基本消费人口，加上官僚、士绅，所需图书及笔墨纸砚等文具，足以形成市场，再经新兴商人提倡深化(其中又以徽州商人贡献最大)，十六、十七世纪之时，中国南方逐渐形成了藏书文化场域。此一场域，大致沿着大运河与长江这一十字轴线，书坊、雕版印刷作坊，私塾、官学、私家藏书楼星点散布。来回穿梭其间，形成网络的，则是晚清藏书家缪荃孙在《云自在龛随笔》中记载的“书船”：
明中叶，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闵氏、汇沮潘氏、雉城臧氏，皆广储篇帙。旧家子弟好事，往往以秘册镂刻流传。于是织里诸村民以此网利。购书于船，南至钱塘，东抵松江，北达京口。走士大夫之门，出书目袖中，低昂其价。所至，每以礼接之，号为“书客”。二十年来，间有奇僻之书，收藏之家往往资其搜访。今则旧本日稀，书目所列，但有传奇、演义、制举、时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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