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文摘励志故事--励志故事--励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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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文摘励志故事:谁在占公积金的便宜

这个让买不起房的人每月按时借钱给买得起房的人，而买得起房的人拿着全额工资的同时又享受低息贷款的制度，就叫作公积金制度。

公积金的设立，最初是因为没钱盖房子而不是没钱买房子。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效仿新加坡建立了公积金制度，用于发放住房建设贷款。

后来，腰缠万贯的开发商出现，盖房子的钱不再成为问题。1999年，公积金的住房建设贷款停止，从此公积金只用于发放个人住房贷款，成了国家支持的社会互助购房基金。

互助购房基金当然不能像商业银行那么“黑心”，目前，公积金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是4.5%，比6.55%的商业贷款利率低很多。

以多数城市个人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50万元为例，假设贷款30年，每月等额还款，在不提前还贷的情况下，公积金贷款总利息41万元，商贷总利息64万元，两者相差23万元。

不过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来说，贷款利率再低也没有用。他们还凑不够首付款买房，只能眼看着自己每月薪水的不小一部分被强制抽走，存进一个“不买房就不还你钱”的地方，任其慢慢缩水，因为公积金账户的利息比银行活期存款利息高不了多少。

当然，也不能说不还钱，除了买房子，你还有退休、领低保、丧失劳动能力、死亡等机会提取公积金。当然，大多数人不希望遇到这些“机会”。有些地区也有规定，租房或装修房屋时可以提取公积金。

而买房的人则占了双重的便宜，不但贷款利率低，买房后公积金还可以自由提取、自己支配。以每个月每个账户个人和公司缴存总额1000元计算，30年里可支取的全部公积金如果用来投资，也可能会有不错的收益。

根据统计，20xx年广州市9%的贷款人使用了约80%的公积金余额，而大约有80%的缴存人仍未使用过住房公积金。截至20xx年3月，全国共有1亿多人缴存了公积金，总额6.47万亿元，账户余额为3.27万亿元。

这笔巨大的沉睡资金由各地自行开发的数百套系统分别管理着，每个系统的成本动辄数百万元到上千万元，每年还有几十万、上百万元的升级维护费用。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用非常低的成本聚拢了巨额财富，然后用这笔钱来发放贷款盈利，甚至还用余额投资国债等金融产品。按规定，增值部分除用于贷款风险准备金、城市廉租房建设补贴外，剩下的就可以用作管理中心自己的管理经费了。

读者文摘励志故事:绝交

米兰·昆德拉在文集《相遇》里头有这么一段话：“我看着法国诗人勒内·夏尔走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旁边的照片，一个是因参加对抗德国占领的抵抗运动受到赞扬，另一个则是因为曾在生命的某个时刻对初生的纳粹主义表示认同而受到诋毁。照片拍摄的日期是在战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背影，他们头上都戴着帽子，一个高，一个矮，走在大自然里。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

我也很喜欢这个场景，并且想象那大概是海德格尔后来在黑森林隐居小庐的附近，某个下午，勒内·夏尔过来探访故识，两人遂结伴出门，走在缓坡的杂草地上头，边走边聊，当然也会沉默下来，抬头看看林木间洒下的光线，留神鸟鸣与落叶的声音，或者聆听沉默自身。毕竟，比起政治、战争，以及意识形态，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其他的存在。

流亡之前，昆德拉曾经与另一个处境和他同样不妙的朋友激烈争吵，吵到对彼此生出恨意的地步，就只不过是为了当时捷克最知名、最重要的作者赫拉巴尔。并不是两位对他作品评价的差别太大，不，赫拉巴尔是他们那代捷克人公认的伟大小说家，这没什么好争议的。他们吵架的真正原因竟然是赫拉巴尔到底应不应该出版小说。昆德拉觉得赫拉巴尔的书还能继续出版，是他们所有人的幸运：“只要有一本赫拉巴尔的书，对于人们，对于人们的精神自由，它的效用大过我们抗议的行动和声明!”可他的朋友却愤怒地指责赫拉巴尔：“他怎么可以在他的同行被禁止发表作品的时候，还让别人出版他的书?他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替政府背书，连一句抗议的话都不说?他的所作所为令人厌恶，赫拉巴尔是个通敌分子。”

类似的争论，后来还反复出现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方。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对于渐渐变老了的昆德拉来说，那次争吵的重点已经不再是一个极权体制之内的作家应该如何表现，回想往事，他现在更加关心的是自己和那位朋友的友谊。两个人都是被迫害的人，两个人都活在彼此重叠的圈子之内，而且两个人很谈得来。然而，他们对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对政治的重要程度，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于是友谊就此产生裂痕。

政治究竟有多重要?友谊又有多么可贵呢?两者权衡，能否分得出高下轻重?昆德拉自然比较看重友谊的价值，所以他喜欢海德格尔和勒内·夏尔一起散步的那张照片，也被布勒东与阿拉贡年重拾友情的故事感动。所以他说：“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学会让友谊屈从于所谓的信念，甚至因为道德上的正确性而感到自豪。事实上，必须非常成熟才能理解，我们所捍卫的主张只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假设，它必然是不完美的，多半是过渡性的，只有非常狭隘的人才会把它当成某种确信之事或真理。对某个朋友的忠诚和对某种信念的幼稚忠诚相反，前者是一种美德，或许是唯一的、最后的美德。”

我不太敢肯定对朋友的忠诚是否真是最后且唯一的美德，甚至不敢确认这种忠诚一定要比对一些政治信念的忠诚重要。因为在我所身处的这个华人社会，我身边有太多太多遵循相反教条的人，使我几乎以为，正确的政治立场和对这种立场最坚定的信仰，方是人间至善。在我不曾经历过的那些年头和地方，有许多人为了政治斗争，还不一定是为了自保求存，而诚心相信过去的深厚交情真的只不过是被蒙蔽了的“小资情趣”。在我生活过的台湾和香港，我则更是亲见过好些相识几十年的朋友，因为政治立场的差异，闹到不能共存在同一个屋檐之下的境地。政治可以伤害友谊，故此某些国家会有初识不谈政治(也不谈宗教)的习惯，有时甚至连老友都会在见面的时候避谈国事，十分默契。但我们的一些华人不同，他们可以轻易地谈起政治，轻易地为政治争得面红耳赤，然后轻易地绝交(反正，活在这个年代，绝交用不着非得红笔写信，按个键就好)。

因此在我看来，我们该问的不是昆德拉式的问题，不是政治和友情谁比较重要，而是政治为什么会变得重要到这种程度，盖过了其他一切重要的人的因素。一个朋友，由于我在某件事上和他的看法不同，我就觉得他和我的政治立场不共戴天，尽管我和他在别的事情上头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又由于我认为彼此政治立场有别，所以我就开始怀疑他其实是个坏人，动气时破口臭骂他是禽兽，甚至诅咒他下十八层地狱，尽管我记得当年相互扶助劝勉的日子，知道他的某些善良，还会想起他在困顿时刻那最具人性的软弱无助。因为政治立场真的就是这么重要，重要过诚实，重要过孝顺，重要过仁慈，重要过宽容，重要过勇敢，重要过聪明……即便他拥有传统上一切美的品性，只要他在政治立场上犯了错，他就该被鄙夷，值得被叫作“脑残”，是我们之中的叛徒和奸贼。何以至此?会不会是政治一方面庞大如巨兽，决定了我们生活的所有，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根本的道德问题，使我们在作为人的各种意义上沉沦失位，乃至于政治就是最重要的存在处境，容不得半点错失?

不如说回昆德拉吧，我猜有人可能会觉得他这番关于政治和友谊的感慨，多少出自他的心虚。他和哈维尔这对老友在20世纪60年代的争执，至今仍被诟病。五六年前，甚至有人“揭发”昆德拉当年曾向秘密警察告密，害人下狱。历史上普遍认为站在胜利那一方的哈维尔立刻出来替他辩护——就算当年大家立场迥异，哈维尔仍然坚信故人的品德。在那篇文章的最后，72岁的哈维尔给几十年没见过面的昆德拉留了几句话：“米兰，试着去超越所有事情!你知道，生命中总会发生一些坏事，然后还被媒体中伤。”

读者文摘励志故事:把什么留给自己

在古城一家玉石店，说也奇怪，我一进门就看中了老板桌上的一方笔洗。没什么缘由，就觉得拿在手里，放不下来。

老板胖胖的，光头，戴一副黑框眼镜，笑起来很单纯。我问这笔洗的价格，他愣了一会儿，然后摇摇头，说不卖。

我有些纳闷：不卖?为什么不卖?接下来，他的一句话让我始料未及：“天天赚钱也很烦，这是个好东西，我留给自己玩的!”

说不定，这就是传说中的一个“局”——不过想抬价而已。

出了店门，我还是让妻子回去再探究竟。一会儿，妻子出门，一挥手，说：“算了，他真不卖。”

不死心，再让儿子去，他出来时黑着脸，说：“我就想不明白，你怎么看中这么个破玩意儿!”——他也碰了壁。

显然，不是价格问题。问题出在哪?出在这个小商人的喜好没有被金钱打败。

想一想，我觉得小笔洗很幸运，没有由价格达成买卖，而因情感决定了去留——小老板比我想象的要单纯许多，他觉得这东西好，喜欢，不卖，留给了自己，这恐怕是唯一的理由。

有时候，我也问一问自己：是不是性情中人?是不是把好东西留给了自己?事与愿违，我往往把悠闲的时间留给了应酬，把喜爱的东西留给了价格，把精力和激情留给了浮华和功利。

有些好东西，比如清晨青草上的露珠，庭院的花，天上的云和夜晚久违的月亮，欣赏这些，只需心存一念，花一点时间就够了。可就这点时间，最终还是被用在了自以为更有价值的事情上。

疏忽潦草，权衡盘算，轻浅浮华，致使我用许多好东西，比如美德、健康、情感，去换取了满足虚荣的瞬间。这种情状，正如一位作家说的，“就像一位懵懂的天使，不断地掏出衣兜里的宝石，去换取巫婆手中的玻璃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