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地处中原腹地的河南省闹了大饥荒，陪都重庆遭到轰炸。就在这一年，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支学生军远赴滇缅战场。
在这些投笔从戎的青年学子中，很多都是名门之后，邓述义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父亲是中国裕华纱厂的老板张松樵（另一个名字为邓旋宗），人称“棉纱大王”。
抗战时期，邓述义有太多机会到国外留学深造或者明哲保身地远离战场，“但是在战火之下，人人都无安全可言”。邓述义记得有一回日机来了好久也没回去，防空洞里闷死了好多人。听拉车人说，收拾尸体时，光是金表之类的金银细软就装了好几大箩筐。
最终，邓述义不顾父母的劝阻投笔从戎，成为重庆参军第一人，把自己从高中生变成一名特种兵，与10万中国学生一起组成了学生军。
最近刚刚出版的《父亲在一九四二》的作者邓贤，即邓述义之子，历时3年，以父亲和他的战友为原型，塑造了一群征战印缅的学生兵形象。可以说，《父亲在一九四二》真实还原了那段父亲经历的特殊历史。
抗战后期，后方兵源几近枯竭，南京政府派遣远征军出征缅甸遭遇惨败，日军趁机攻占缅甸，切断了中国通往外部的最后一条生命线——滇缅公路。当时在校生可免服兵役，但是在国家最艰难的时候，以邓述义为代表的学生兵选择了上前线。
邓述义不断获悉前线的消息。“去杀日本鬼子”的念头始终在起作用，最终他走进了重庆兵役署。那一年，邓述义只有17岁。临别时，母亲送给他一块欧米茄金表，为的是让他在吃不了苦或后悔时，能换一张回程的机票。
邓述义所在的部队从重庆步行到昆明，从昆明飞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他们接受了英美盟军的现代化装备，学习盟军提供的现代化作战理念，掌握先进武器的使用方法，与盟军互相配合、并肩作战。
学生军面对的最凶的敌人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的日军师团。这支部队曾经发动过“卢沟桥事变”，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淞沪会战、武汉会战，他们都曾参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们从马来西亚登陆，一个师团迫使新加坡7万多英军投降。他们曾大败英美盟军和第一次入缅的中国远征军。他们是中国军队的“老冤家”。
然而，它败给了年轻的中国驻印军。八年抗战，敌强我弱，正面战场历次重大战役，多以中国军队失利和国土沦陷而告终，唯有反攻印缅之战成为日本人的噩梦。除了现代化的装备，这支年轻的军队靠什么战胜强敌？邓贤相信，历史之谜就隐藏在一个个学生兵身上。
统计数字表明，在远赴印缅作战的学生兵中，大学文化程度的约占20%，高中文化程度的占50%以上，粗通英文或者具有较高英文水平者约占1/4。这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邓贤认为：“这样一支高学历的军队，相信即使‘二战’时期的英美盟军也无出其右。”
这些年轻人在军队中体验到训练的艰苦，受过窝囊气，被打过板子，他们“原以为到印度从军只是个决心问题”，后来才发现，现实与理想相去甚远。战争的残酷改变了他们。邓述义身边的战友越来越少，不断有人在战争中阵亡。他们被装进一只只黑色的裹尸袋，被大卡车运走。但这些学生兵在磨砺中也找到了重挫敌人的信心，他们没有忘记自己弃笔从戎的初衷。
抗战终于胜利了，远征军即将回国。但这支队伍回国后又遇到了解放战争。一时间，队伍土崩瓦解，所谓的王者之师名存实亡。后来，邓述义和他的战友大多重返校园继续念书，走上了知识精英科学救国的道路。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特殊历史岁月里，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那段慷慨悲壮的从军经历，居然变成他们需要反复洗刷的“历史污点”，直至改革开放才予以改正。
邓贤想通过这本书表现两点：第一，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论处于什么处境，“官二代”也好，“富二代”也罢，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候，都会以行动来做国家的脊梁。他们都知道战场的凶险，但他们义无反顾。第二，要善于学习和武装自己。要打败强大的敌人，自己一定要强大。当年我们是借助美国人的装备，这算是知识分子第一次走向海外，以“当兵”的特殊方式接受先进的战术、先进的思想、先进的装备，一下子使中国军队变成世界一流的军队，横扫日军王牌。
对于这段历史，邓贤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得知，父亲那一代人竟有如此惊天动地的壮举，这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他眼中唯唯诺诺的形象。
如今，当年的学生兵垂垂老矣，相继离世，很多人甚至没能看到记录他们人生的新书出版。2009年，邓贤的父亲邓述义也告别人世，到天堂与他的战友们会合。成都地区那一代金戈铁马的学生兵存世者仅寥寥数人。但邓贤仍记得父亲说的那句话：“打仗不是演戏，死神大手一挥，成千上万的生命灰飞烟灭，何来雄壮而言！”
在邓贤心目中，“父亲是一个真正的兵，哪怕他的胸前没有勋章”。
（天 朔摘自《中国青年报》2012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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