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的林宇第一次当伴郎。
他在淘宝上悉心置办了一身正装，颜色灰暗、款式规矩的衬衫加西裤。当初找工作时，也不曾有这样拾掇自己的兴致。在外地的大学室友要结婚了，特意叮嘱他：“不要穿你的万年球服过来。”林宇对室友的老成一番嘲弄，还是郑重地答应了。
套上装成熟的衣服，林宇感到一阵别扭，却是欣喜的烦恼。他人的婚礼，自我的规范，对这个大学结业生来说，生活似乎要进入正常化的轨道。
林宇属于社会所解读的“自我中心”的一代。消费主义的风潮裹挟了他们从童年至青年的全部过程。同时，他们又处在一个剧烈变化、理想主义远去的时代，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从单纯到世故、从无知到精明的火箭般成长。
被现实被自己挫败
2003年以后，大学扩招的就业潮持续高涨，读书的性价比劣势改变了高等教育的传统功能。昔日的象牙塔被混乱的价值打破，在去理想化和保持出世精神之间徘徊。培养精英的意义不再，整个社会在慨叹中国的高校已沦为职业培训场而又不足够实用的时候，普遍的落差感便成了这代人的心理共鸣。“毕业即失业”并不是夸大其词的恐慌制造，是大部分人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另一种参照：官富二代们的嚣张跋扈和不劳而获。普通的年轻人甚至无需从网络和报端上获取信息，因为同龄的“李天一”们或许就在他们的身边、宿舍、校园内。“只有身份才能改变身份”的社会判断深深烙在他们尚未成熟的价值体系中。
“即使按部就班完成学业，也不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出路。对普通人来讲，这是一个在起跑线上就已输掉的时代。”林宇说，也许正是这想法，让他选择了“混”。
大一的第二个学期，林宇挂科了。学校把成绩单寄到家里的时候，他和父母都不以为意。这个家庭还没有从儿子考上北京重点大学的喜悦中冷却下来。2006年，大学生的贬值和就业的困难已经被社会热议，却并不影响一个西部县城对高等教育的过度期望，进入大学在那里仍然是一个神话式的前程。热浪般的羡慕与祝贺中，林宇被父母送到了北京。
像魔咒一样，挂科越来越多。被寄予厚望的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足球。学校有很多人都拿不到双证的先例更是增加了安全感，让他自动屏蔽了内心深处的不安。“从当时挂科的比例来说，不乏有那么一批人，有人甚至没到4年就退学了。”林宇试图为自己当时的心理找原因，“我的意思不是说，你看，还有比我差的，应该是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潜在东西在作用着我们这些人。”
等他发现大溃败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马上要毕业了。“知道双证已经拿不了的时候，就开始破罐破摔了。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已徒劳。”他放弃了任何可以补救的机会，带着一张结业证离开了学校。“分别那天，所有人说这没什么，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虚幻的逆转
林宇不是没想过另谋出路，他称之为喜剧式的创业计划。他不断重温足球中的经典逆转。2004~2005赛季欧冠决赛利物浦对AC米兰，上半场连进3球的米兰几乎已经稳坐胜局，孰料下半场利物浦连扳3球，最终靠点球逆转登顶，拿下了冠军。这场赛事，林宇每看一次都会热血沸腾，像信仰一样为之膜拜、癫狂。他开始执拗地认为，自己的一生将只与足球有关。
他注意到很多人工作之后仍然愿意回学校踢球，但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场地、赛事和信息平台。这或许是一个商机，可以做类似于足球联盟的网站。这个想法燃起了久违的热情，他开始在纸上草创网站的页面和模版。专注了一个月之后，发现所谓的创意不过就是一纸空谈，他无法对别人清晰解释客户群体、盈利模式。足球带给他的快乐与能够转化的价值之间，差之千里。“兴趣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林宇说。
“其实我只是把足球的逆转投射到了现实生活，变异成了一种病态的自大和赌博式的心理。”林宇这样解剖自己。他觉得愤青情绪也因此而产生。学业的失败、无业的恐慌，都能在一边上网浏览新闻，一边痛骂社会和体制不公的快感中得到释放。这是他的同龄人共同的成长体验，网络信息的海量冲击让他们与社会提前相遇，电脑屏幕上呈现出的喧闹和纷乱，远比真实的生活更有戏剧性和吸引力，关注他者无异于暂时忘记自我困境的止痛剂。
足球中的逆转并不是真实的人生，林宇开始清醒。
同学答应把林宇介绍到自己所在的小公司，要求不高、月薪2000。然而，等了一个多月后，还是不了了之。林宇决定回家乡跟亲戚学做小生意，他想着自己总还是有“力气”这点价值的。不过，他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亲戚的彩票店卖出一张才赚1毛钱，周围开饭馆的人天不亮就要起床，人人都必须有手脚并用、精明油滑的本事。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真实的底层社会。“原来苦力活也不是谁都干得来的。”林宇开始觉得，他并不属于这个群体，“并没有像小说里写的那样，什么下定决心、发愤图强，虽然没有明确的想法，但是觉得该做点什么了。”
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拿到结业证的大学生可以在两年内重申补考换取毕业证。只剩下半年的时间了，林宇决定重拾书本。他开始重新审视学历在这个社会中的分量。脑中的路线图也渐渐明晰起来，虽然拿不到学位证，但有了毕业证，便可以考研，新的学历将冲刷掉结业生的污点。他太渴望摆脱低人一等的不堪境地，回归用社会眼光看来正常的年轻人的行列。
然而，运气好像自高考之后就再也不会降临。在家里埋头苦读，考试时坐火车来北京，挂掉的课程一门一门补过了，最终却输在了最后一科上。55分，宣判了彻底的失败。
“那段时间和家里的冲突特别多，有时候会坐着发呆，也不知道在想什么”，此时，林宇才真正撕开伤口，检视自己犯下的错。他想不通，要用什么样的代价才能挽回4年的荒废。
林宇回到了北京，开始做简历，找工作。他希望能够在自己栽倒的地方重新站立。尽管单薄的一页纸上，几乎没有可写的履历，但他终于要学着摆脱寄生的窘迫。一个月后，一家小公司接收了林宇，月薪3000。他告诉父母这个消息的时候，很平静。
“无论如何，重拾了久违的那种规律状态，尽管同学的研究生都快读完了，你以为人家是白上啊。”林宇不再坚持他的“学历无用论”。尽管仍然租着一张床位，每天要用两个小时赶去上班，但他知道，24岁的这一年，他终于不再是个“另类”。偶尔，他也会想，社会压力、亲人的期望、自己的前途，这是不是青春应该承受的。
这不再是一个年轻即资本的时代，工业流水线上的经验主义要求每个人必须在短时间内实现成人化，在一个竞争白热化的社会环境中，犯错的青春会被迅速、无情地抛弃，“做自己”显得既无用又荒唐。当中国的权力和财富固化为当下的“二代”们所继承和享受的物什的时候，他们这代人的横向差距远胜于任何时代。具备特定的血统和遗产，才能有闲庭信步的从容和放逐自己的资本。而对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来说，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才是他们最真实的前路。所谓的“逆袭”不过是自我安慰的幻想。
有力和无力的造梦
“逆袭”无力，造梦才显得必要。这代人的青春与制造偶像的大众文化同步生长。电视塑造了接连不断的小人物逆袭的故事，用悲情和狂热营造出了一步登天的神话，与真实世界里年轻人的挣扎和迷茫形成了强烈对比。相比平庸的自我，寄情于偶像的诞生显然更能满足他们对青春的期待和想象。选秀文化给了年轻人强大的心理暗示，一个人的路可以是这样充满戏剧和表演的潜在性。舞台够大、灯光够亮、泪和笑都够彻底。
23岁的徐楠曾经着迷于韩国偶像团体东方神起。高三的时候，东方神起在北京开演唱会，最贵的门票2888元，她闹着非要去看。父母总说富养女，但还是没有同意，徐楠哭了，父母只得把钱给了她，她很快又觉得自己不对，把钱还了回去。
高考结束之后，东方神起又来了。作为考上大学的奖励，父母这一次应允了她的要求，买了一张比较便宜的票，600多元。徐楠一个人进去了，父母在外面等着。“拿着望远镜终于看到真人了，那种心情没有办法形容。”徐楠说，她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已经泪流满面了。
所以，她很能理解痴狂的室友：从大二就开始追星，李宇春的各种活动都去参加，接机、演唱会、电影的见面会。有时候早上5时多就得从学校出发。外地来的大学生粉丝，还会挤到她们宿舍，第二天早早结伴出去见李宇春。
现在，徐楠已经不再迷恋东方神起了。她很清楚，那种狂热和兴奋不会在现实中延续。尽管这个北京女孩从小养尊处优、父母也不要求她尽早工作自立，但她不会让自己有停歇的机会。年初，她跨校报考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但以7分之差最终被调剂到了内蒙古师范大学。“如果选择工作的话，很怕自己没有劲头去考了。我就是想读得再高一点。”徐楠说，尽管不太满意这个学校，但是两年之后还可以回北京考公务员。
无处不在的竞争让她比身边的人更早回归现实。离本科毕业只有一个多月，班上弥漫着暗战的气氛。从大三开始，同学之间的关系仿佛发生了变化，从前一个大宿舍里套间的门都是敞开着，但现在都关得严严实实。“说实话，我到现在也不知道班上有几个人签了，大家有什么消息互相都瞒着，找一个好工作会被嫉妒。”徐楠自己也觉得这很夸张，“包括找男朋友。”考上了研究生的徐楠现在几乎被室友孤立了。
这是生长于中国经济奇迹下的“90后”所必须迎接的压力。他们必须在横向上打破“毕业即失业”的怪诞、突破身份继承的“二代”社会板结，同时在纵向上超越处于中坚、中国最早完成财富原始积累的父辈们。当整个国家都以经济奇迹作为正能量的时候，平庸显然等同于不进则退。有趣的是，他们被裹挟着紧迫前进的同时，也享受这个国家的奇迹带来的自信。
徐楠曾经去英国交流，她真实感受到了华人在欧洲社会的形象。某天正和伙伴们走在路上，有人开车经过，摇下车窗掷出一句脏话，他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车已经开走了。倒是带队的英方老师显得更紧张，连连解释：“他不是针对你们的。”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初到异国的喜悦，小事很快就被抛诸脑后。
徐楠打算去找伦敦奥运场馆。她问教堂里的老太太，时间、场馆，都不知道。“他们的国家也不宣传，根本就不像要举办奥运会的样子。”外国的老太太倒是对中国奥运更为熟悉，她对徐楠说：“建鸟巢的时候拆了很多人的房子，我们英国人就不会这样办。”徐楠反驳她：“我们这是为了国家。”这次谈话并未影响她在英国的自豪感，“一听是北京来的，都知道。”
北京已经举足轻重，这是中国的青年在全球化时代共同拥有的底本。他们注定比前代人具有更开阔的视野、知识体系和国际观。然而，对于个体命运来说，国家地位所培植的自信心何尝不是另一番造梦。他们考公务员，未必意味着认同体制；接受现实，未必消解打破现状的冲动。他们或许会淡化社会剧变带来的价值冲击，选择做旁观者，转而追求单一性的现实利益，但是今天的一切，或许是未来10年改变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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