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荷兰大使馆拿了亲王奖。拿奖挺激动，有两万五欧元。 这种钱来了得做点公益。
很久没回家了。北京的山和水跟我没什么感情， 我必须回我老家那个山，这就奇了怪了。回去家乡山里走一走像看老朋友一样，北京的山走过去像路过谁家一样。
县城生活非常有诱惑力，让人有充沛的时间去感受生活的乐趣。 比如说整条街的小店铺小商贩都是你的朋友。修钥匙的，钉鞋的，裁缝，卖菜的卖豆腐的卖书报的，银行里头的职员，对面百货公司里面的售货员你都认识。中午吃晚饭睡个午觉，一直睡到自然醒，三四点骑个自行车去某个朋友那一坐，聊聊聊，然后聊到什么时候大家一起看电影去了，看完电影吃晚饭打麻将，一直到筋疲力尽睡觉。 这种生活是有美感的，人处在热烈的人际关系里面，特别舒服。 但是如果每天都不离开这片土地，还是相当枯燥。早上起来躺在床上，缝隙之间会有一种厌倦感。
县城生活是一个围城， 或许我一直有很强烈的离开的冲动，但离开后又有很强烈的回去的冲动。我现在回去的话过一段时间肯定又会想出来，我估计不会超过半个月吧。
我父亲很多次强硬地用父权来帮助我走了正道。 每到升学的时候我就有很多同学流失，他们基本上成了流氓跟小偷。初中时有的同学当武警，当兵，还有的进了工厂。我妈妈觉得银行工作特别好，就想让我去银行，我父亲说不行，他得考大学。我就按他说的考，果然没考上。我父亲其实也知道我考不上，我的数学都没有超过15 分的。最荒谬的一次，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题，说贾樟柯你来做这道题。不会做。老师非常意料之中地笑笑说请问这是一道立体几何题，还是一道解析几何题?我真的分不清啊!!然后我们老师说，出去，就把我给轰出去了。 我中学数学老师想象我就是邮局门口蹲着的人。 我们学校的小流氓都是蹲在邮局门口的，类似小武那种。这是她们对我的一个判断。
我第一次高考的志愿不是我填的，是我爸。填的是南开大学。因为我爸高考报的志愿就是南开大学，然后正好赶上“成分论”，没上成大学。这一直是他很大的一个情结。他不管我是不是倒数第一名反正要填一个南开，就像父子都在做梦一样。落榜之后我爸爸逼我去读补习班，我就说我在创作。我很叛逆的，我高二先是热爱齐秦，后来又跳霹雳舞，头发到胸那么长。现在想起来非常荒谬。 我的张狂已经都耗尽了，之后我能看到长头发下的幼稚，真的开始拍电影时我看了长头发艺术家就有点“哎呀算了”。
高考落榜是1989 年，过了那一年我开始想写东西。我觉得70 年前后出生的这些孩子对热情的探讨，对民主自由公平公正这些问题的在意，都和那会儿有关。 那个时间让我明白了一些现代精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个教育是非常重大的。那一年之后我的表达变得自觉。90 年我写了一篇小说投给《山西文学》，当时我们那儿有一个老作家田中赞，他看了我的小说后说，这是个苗子。那年我去太原，是山西省作协搞了一个读书改稿班，全省十几个被认为有前途的年轻作家集中在一起，一些编辑过来启发诱导一下我们，作为山西作家的后备军。那时候有一种安排，就是我们写得再有一点成绩，就会让我们吃这碗饭了，包括可能变成太原户口，变成一个作家。
91年，我看了《黄土地》。看完后我真的找到一个想做的事情了，就是拍电影。之前我是风筝，爱干嘛干嘛。后来我跟田中赞说我想考电影学院，我想拍电影，他非常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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