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韩思雨，衡水中学2016级毕业生，2016年河北高考文科第7名，现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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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曾说过：“教育使一个人系统地社会化。”这句话非常正确。
教育，确实是我改变人生轨迹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我是在村里上的小学，只有几间教室，操场就是一块尘土漫天的空地。教室里桌椅是残缺不全的，连粉笔也要节省着用。老师资源非常匮乏，大部分是村里上过中专的年轻教师。即便如此，一些教学水平高的老师还是会被上级抽调到县、乡等更高一级的机构教学。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身边许多人外出打工，孩子也随着他们向城镇流动，农村学校的生源也锐减。从上一年级到上三年级，班里的同学数量不断减少，最后到四年级，就只剩下四个学生。周围的私立学校管理严格，教学资源丰富，生活条件好，可是高额的费用把我阻挡在门外，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在经济地位导向的今天恐怕无法实现。我不得不和另一个同学的转入了县里的一所公立小学。很多时候我的学费是父母从亲朋好友那里借来的，我也一直接受国家给贫困学生的补助。
父亲一直是我学习道路上的激励者。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第一，没有其他的捷径，教育是通往更好资源和更高平台的阶梯；第二，精神上的怯弱比物质上的匮乏更可怕，人活着不能没有上进心和志气。第三，凡事追求第一，这是成功的最大保证。”我感谢父亲。他没有给家庭带来优越的物质条件，但给了我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世界。
我的性别和社会地位曾是我接受教育的一大障碍。除了父母，身边的人都认为女孩子不应该上学，应该早早相夫教子。母亲上到高中就辍学了，深受其害的母亲坚持让我上学。一位同学的父亲，某局局长，来我家做客时和不屑地告诉我：“以你的家庭条件，其实你不用这么辛苦，高处不胜寒啊。”
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既然有着向上流动的机会——高考制度，我没有理由不好好学习。
转学伊始，我的学习成绩不是太好，然而家庭的责任和父亲的叮嘱让我一刻也无法懈怠——也许这样说非常不学神，但我还是要说，至少在那时候，责任和渴望的激励远大于学习的兴趣或乐趣。有很多学弟学妹问过我，是怎么建立了对学习持久的兴趣，其实我想说，一开始真的是责任——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对未来负责，然后慢慢变成了习惯。我们坚持一件事，如果能出于热爱固然好，但是世界上没有那么多恰好热爱、恰好喜欢的东西；如果不能热爱，那就请用责任坚持下去。
我当时总会在做完所有的作业之后才和小伙伴一起玩，每天坚持写日记反思和约束自己。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不是很明白除数和被除数，有一位姓贾的老师，经验丰富、教学严厉。她把我叫到到讲台上用手挡住一部分数字，问我哪一个是除数，哪一个是被除数。我看着她锐利的眼神，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告诉她答案，竟然都对了。从此我的自信心增长了好多，逐渐赶上同学的步伐，不负父亲的期望一直保持第一。
这所学校是一所寄宿学校，我这么小离开家自然不适应。但是，在学校期间，母亲因为工作的缘故很少看望我，我会在别人家长来的时候充满羡慕，自己在一旁偷偷抹眼泪。每当课前唱歌唱到“烛光里的妈妈”时，我的眼泪就哗哗往下流。想家是常有的事情，但毫无办法的我开始自我心理调适，逐渐坚强起来。我是半个月回一次家，三十多公里的路程，都是爸爸骑着自行车来接我。我坐在后座上，看着吃力地蹬着自行车的父亲，看着眼前慢慢掠过的风景，心里在想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让教育改变我现在社会底层的命运。
小学和初中我都是在我的县里念的，接触的同学也是一个同质化的相似的社会群体。
首先是农民和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与周潇笔下的农民工子弟“小子”十分相似。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却有着社会、制度以及自身的障碍，但是大多数人成绩平平，有低有高，渴望优秀的成绩又不希望付出努力，家庭的教育也没有向他们极力渗透教育的重要性，我的很多同学在初中或者高中毕业后就去打工，最终走向了“阶级再生产”的强大洪流。
另一类是更高层的社会阶层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是政府公职人员、教师、上层企业家等。他们有着更好的教育机会，眼界和能力自是不一般。我的一个女同学从小学习奥数，数学成绩在学校可谓傲视群雄。他们在学校一般都很努力学习，这和维持地位、声望和权力的家庭教育分不开。他们的家长很多时候拿我和自己的孩子比较，激励着自己的孩子超过，这和前一种家长对自己孩子的教育漠不关心形成鲜明对比。家庭积攒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本让他们有着天然的优势。而我，则是前者社会经济地位和后者文化资本的结合。
我看到周围的亲友都在为生计奔波——是真正的为生计，为糊口，为一个月几百上千块钱辛苦奔忙——后来读高中的时候，有个同学写作文，说看到自己的父母为生计奔波，每月只能赚两万块，我真是哭笑不得。
我不想“被动地面对教育制度，平静地服从他们被社会化为唯唯诺诺的工人”。初三时，我的总成绩在县里稳居第一，被衡水中学提前录取，开启了一段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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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中学是典型的科层制结构。不同年级之间会被分为不同的部门，每个年级有年级主任。老师也会按照学科和班级划分为不同的小组一起进行教学，不同小组之间要进行教学评比。
老师分工明确，按教学成绩来评定等级和职位。学生就是要每天按照老师的要求学习，在管理上相当于在学校等级的最下层。就像《1984》中的“老大哥”对民众的监视一样，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老师的监控之下。上课的时候会有专门的巡视老师，见到有同学“不专心学习”会记录下来并计入量化。因此这里有着各种“奇葩”的违纪行为，比如有同学上课转头看表被记为“说话未遂”，女生揪头发被弹手……而且违纪是被具体到人的，一般会具体定位，比如“南后二左一”。一开始我们会觉得极其严苛，后来也习以为常，外在的压力逐渐化为内在的自觉规范。
学习也有一套固定的模式，刚一进入衡水中学，我并不是太适应“生产链”式的教学方式。老师上课之前会发一张学案让我们提前预习，上课的时候讲学案，在各个学科的自习课上做作业。我每天的时间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从早上五点半起床到晚上十点睡觉，都有写不完的作业、学案、自助。我出去接趟水的功夫，桌子上就铺满了一层卷子。当时的生活循规蹈矩，但是还是会有紧张和焦虑的。记得有一次，我写完英语作业把卡涂错了，英语老师非常生气地找到我，让我涂满了整整十张卡。
每一次的作业、周测、月考、期考，我每时每刻都面临着变动的成绩，面临自己身份的重新洗牌。在这里，我们的“先赋角色”毫无用处，每个人关心的只是成绩——我们靠自身努力获得的“社会角色”。高一新入学，来自教育水平不高的小县城的我并没有优势，第一次考试就考了五百多名（当时新生大约三千人）。
之后文理分班，受周围老师和家长们“男生适合学理科，女生适合学文科”的观点影响，同时相对而言我的文科确实好于理科，我进入文科班学习，成绩也逐渐上升并稳定下来。因为大家的水平都差不多，考试又频繁得像是吃饭，每次考试都是一次“旋转门”，每个人不可避免地经历着高峰和低谷，考得好的下一次不一定考好，考得不好的下一次不一定不好，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对成绩耿耿于怀的我们竞争极其激烈，每天十二点三十五还有没有走的人继续学习，吃饭两三分钟绝对解决问题，一下课会有一大群学生主动问老师问题，当然还有午休的时候冒着被记违纪的风险在看书……
每堂班会课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场“精神”的洗礼，班主任会用大量鼓舞人心的事例来教育我们潜心学习。班主任班会上介绍了一位考入北京大学的学姐的励志故事，还让我们把她的回忆录贴在桌子上，每天晚自习的时候全班一起读：“我是五三零班考入北京大学的×××，我真正的拼搏就是在高三。那个时候我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背水一战……”教室里悬挂着“鲲鹏展翅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十二载潜心铸剑，今朝及锋而试”“勤学苦练，万念归一，血拼到底，我必成功”的大幅标语也在无形地暗示我们既然无法改变高考体制，那么就只能借力成功。
同龄人的影响也是我能够成功进入清华大学是一个重要因素。在我的身边全部都是为了一个专一的目标甘愿忍受艰辛的人。班级之间有着极为激烈的竞争——学习、卫生、跑操、纪律的评比。班级的荣誉将我们牢牢凝聚在一起，让我们有着极高的群体认同感。同学之间互帮互助，分享学习经验，交流学习心得。另一方面，我们之间的竞争也丝毫未减。同学之间进行着“赶工运动”，相互比着学。有一次是假期，但是全班同学全部自发在校自习，已经很晚了，班级里的同学没有一个离开的，老师站在门口说到：“现在已经九点五十六了，你们怎么还不走？”这时没有一个人抬头。沉默了一会儿，一位同学站起来，说：“老师，十点才锁门。”在这种学习的氛围中，懈怠的消极思想也会被努力奋斗的正能量所同化。同时，同时学校也会请来大量优秀的毕业生来做演讲，和我们交流学习的方法和成功的经验。这种社会和文化的资源让我们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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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衡中几乎是一个杜绝了鸡血和逆袭的学校——将学习通过极佳的教学水平和标准而严苛的流程规定下来，只要拼命努力跟着做，一步一步内化提高，成绩终究不会差。而我的学习经历，其实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很多学弟学妹在找我咨询高中生活的时候，都明显地表现出对“逆袭”的渴望，我感到不能理解。逆袭本身就意味着之前一个不用功的过程，能逆袭成功固然好，可是为什么非要这样浪费时间？
马克思曾说过：“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如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杜绝一切忧虑，如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如果说在人生的前19年里，我骄傲过什么，那就是我从未怯懦，从未退缩，从未浪费时间，从未被任何困难打倒。
我的确有着比别人更低微的社会地位和更匮乏的社会资源，然而依然可以在这个相对公平的社会利用教育制度，改变自己的命运，从一个社会底层，努力奋斗到与别人平起平坐。
因为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归根到底，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拼命努力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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